博士后的困境
Sophie Thuault-Restituito足足做了十二年的博士后！她第一个博后是在伦敦做的，04年的时候来到了纽约大学（NYU)开始了第二轮。之后的八年时间，经历了两个实验室后，她还是一名博后，靠着申请到的基金给自己发工资。她一直在研究老年痴呆，却没有在牛逼期刊上发表过太多文章，因此她想在欧洲或者美国找到教职是基本没戏。她热爱科学，经验丰富，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知道她需要更稳定的生活，已经失去科研动力的她觉得自己不是科研这块料。2013年的时候，她决定换工作。这是一份纽约大学实验室业务经理的职位，她主要负责实验室之间的协调调度，从而营造更好的合作和创新环境。这份职位有固定工作时间，工资福利也更好，她很满意。然而，她后悔当年做了那么多年的博后，她觉得自己至少浪费了五年时间。
Sophie Thuault-Restituito是当下博后制度缺陷的一个缩影。这些技艺娴熟的科学家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推动力，然而他们的收入和贡献不符，很难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当前博后的数目出现了井喷的现象，就美国而言，从2000年到2012年，博后增加了150%，然而终身教职或者其他全职教职的岗位却达到了平台期，有些地方，甚至还减少了。许多博后最后离开了学术圈，但是那些留下来的人处境尴尬，有的甚至成为了“终身”博后：手上有好几个课题，在一个地方呆了好多年。据统计，2013年美国有超过40,000名博后，大约有4，000个博后已经做了六年以上的博后了。
关于博后制度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大，2014年12月份，美国科学院召集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关于改变博后困境的报告。委员会呼吁提高工资标准，当前博后的起薪标准是一年42,840到50,000美金，同时规定博后的年限为5年。美国国内的资深科学家早已在PNAS上撰文指出供过于求的博后是当下科学界最紧急的问题之一。
改革是困难的，十五年前美国科学院就做了类似倡议却收效甚微。但是一些机构和国家已经开始了尝试。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开始执行博后5年上限，新西兰不经意间已经开始减少博后的数目，一些实验室尝试给那些“终身”博后一个薪水更高更稳定的职位。
博后年限
早在08年，Thuault-Restituito还在NYU的时候，NYU的医学院开始尝试一个新的政策：已经做了五年以上的博后不予继续聘用为博后，这五年包括你在别的学校做博后的时间。在2014年，400名博后中有35名因为他们的博后时间到了，被迫走人。
美国博后协会的主席同时也是NYU药学院博后项目的主管Keith Micoli说道：“这个会赶人走的新政策是不讨人喜欢的，但是却可能解决两个棘手的问题。有些博后总觉得自己多呆一年，就能多攒一些资本，简历会更好看一些。还有一些“终身”博后一直干到自己的老板都退休了，然后就失业了。”因而有个工作年限会强迫这些博后去做职业规划，想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2014年离开NYU的博后中，找到教职和离开学术界的大约各占一半。
其他大学包括加州大学系统和北卡教堂山分校（UNC)都已经实行了博后上限五年的政策。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博后和他们的导师依然可以申请六年，有些博后会换个头衔但其实还是个博后。上文提到的Thuault-Restituito就是个例子，她做到第五年的时候，由于五年博后政策的限制，她的头衔变成了副研究员，副研究员本应该是个职称，意味着更好的待遇，然而她的工资还是那样，她还是那个换汤不换药的博后。
北卡教堂山分校主管博后工作的Thompkins说道，“在UNC,大多数新来的博后是认可新政策的。他们刚开始做博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计划如何过渡到一个正经工作，一有机会他们可能就会去抓住。这样的规划对于那些研究生来说就应该有，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学术瓶颈。在美国，大约有65%的博士选择做博后，最后只有15-20%的博士会在学术界找到终身教职。在欧洲，竞争更加惨烈：英国的博士毕业生只有大约3.5%能够进入学术圈。
超级博后
如果一个博后很优秀的话，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回报他。不管是2014年的美国科学院报告还是先前的报告都在要求实验室负责人设置一个高级科学家或者超级博后的位置。这些职位有着更好的待遇。同时终身制的稳定工作岗位对于那些才华横溢却又不想自己弄实验室的博后很有吸引力。
一些实验室和机构早就这么做了。Lippincott-Schwartz在美国NIH的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就有两个超级博后，一位负责细胞内部结构超分辨成像技术的软件开发。另一位是显微镜专家同时还是实验室管理员。他们帮着带学生，写文章，跟踪最前沿的科技进展。Schwartz说她的这两个博后是她实验室的支柱，他们非常喜欢科学，却又不喜欢干那些实验室负责人（PI)会遇到的行政事务。她给他们开的年薪也比普通博后多出两万到三万美金。这部分钱，她会想办法从NIH给的年度经费中挤出来。
但不是所有的实验室有足够的钱留住这些超级博后，在有限的经费下，权衡之下，只能少招点人。摆在实验室老板面前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用有限的经费招到最多的人，得到最大的产出；另一方面是如何留住那些才华横溢的人。
科罗拉多大学的分子细胞学教授Leslie Leinwand正在经历这样的烦恼。她实验室的运转依赖两个超级博后，Massimo Buvoli和Steve Langer，他两在实验室呆了接近二十年。如果她想给这两个博后高级科学家（staff scientist）的位置，她需要多付工资，接近一个项目经费的三分之二，而实验室的运转也依赖这些钱。Leinwand说她经常半夜醒来担心Steve和Massimo的工资问题，她知道她应该多付些工资，可是她付不起。麻省Broad研究所的一名计算生物学家Anne Carpenter曾经试图申请更多的经费用于支付这些超级博后而不是科研菜鸟的工资，她得到的回应是，你为什么找这么贵的人干活呢？
好消息是今年三月份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正在提议设立一个项目用于给那些超级博后开工资，每年七万五千到十万美金，共计五年。计划在未来十八个月的时间里，资助50到60名超级博后。
控制实验室规模
Tilghman说，真正解决博后问题的方法是改变实验室的人员配置，控制人数同时提高终身制科研人员（staff scientist）的比例，减少科研菜鸟的数目。美国科学院的博后报告也正是这么建议的。
实验室PI们偏爱招便宜的诸如研究生和博后这样的劳力，然而，这是一种短视，因为一个高级资深科学家（staff scientist）干的活能抵好几个科研菜鸟。美国科学院委员会的前任主席Gregory Petsko说道：“一个有着很多科研新手的实验室并不一定能够保证科研产出。我不认为我们的实验室需要我们现在的规模。设立博后年限，减少博后位置，提高资深科研人员（staff scientist）的比例等策略能够帮我们减少博后泡沫。现在一个毕业的博士似乎都默认去做博后了。如果博后意味着特别，意味着与众不同，那么博后的门槛就该提高，至少要高过读博的门槛。
问题是科研界会买账吗？我们没有就此问题采访实验室负责人或者博后，他们愿意少招点博后吗？也许国家应该出面干预，一部分科研经费可以被分配给学校而不是实验室用于创造更多高级资深科学家的岗位。
Davy指出这样的方案应该在全球推广，否则一个人在美国找不到博后可能会跑到加拿大去找博后。在理想的世界里，不管一个人喜欢在哪儿做博后，都应该能被资助。一个热爱科研的人应该去最好的实验室工作，在那儿工作和学习，这样的实验室应该遍布全世界。
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博后Thuault-Restituito，她完全不用后悔，只是如果让她重新选择一次的话，她可以早点换工作。她自己也觉得做博后的人太多了，她的建议是如果你不是对于做博后这件事150%确定的话，那还是别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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