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病毒学家曾毅：只为挽救更多生命！
他建立了一系列鼻咽癌的早期诊断方法，提高了早期治疗率；他阐明了EB病毒和鼻咽癌的关系，提出了鼻咽癌病因的初步见解；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到艾滋病病毒，为推动我国对艾滋病的检测和防治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病毒专家曾毅。2012年，在国际病毒研究学界享有盛誉的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授予曾毅“公共卫生终身成就奖”。该所所长Gallo说：“曾毅教授将基础研究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我们都非常尊敬他。”该奖旨在表彰为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那一年，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终身成就奖”首次颁给了美国国外的科学家，曾毅也是首位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中国科学家。
抓捕鼻咽癌背后的元凶
上世纪50年代末，一个想法反复在曾毅的脑海中闪现：“动物的癌症很多是由病毒引起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的癌症也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于是他开始研究病毒与癌症的关系。“肿瘤是很难早期诊断的，一旦证明是由外来的病毒引起，肿瘤细胞一定有病毒的核酸及蛋白的存在，这有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
随后，鼻咽癌进入了他的视野。鼻咽癌在我国南方数省，尤其是广西和广东极为突出，且该病具有早期难以被觉察的特点，发现症状再去诊治的大部分患者都已到了晚期。
1968年，国际学界发现，鼻咽癌病人的血清中常有EB病毒IgG抗体。这启发了曾毅，他便开始着重研究EB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开展了血清学诊断的研究。
当时国外都是采用免疫荧光法来做血清抗体测定，这种方法需用价格昂贵的荧光显微镜来检查，难以在中国推广。经过研究，曾毅终于在1976年建立了免疫酶检测法。借此方法，用普通光学显微镜即可检查EB病毒。
1977年，曾毅带着自己创立的这种新型血清学检查方法，赴广西和当地医疗卫生单位一起组成鼻咽癌协作组，开展了大规模的血清学普查工作。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除了科研工作本身的压力，曾毅还不得不面对来自民众的不解甚至排斥。当地人很害怕鼻咽癌，认为是不治之症且害怕传染，甚至有家庭出现鼻咽癌病人就送到山里，搭个帐篷，每天送饭吃，直到死亡。
检查鼻咽癌须从每人的耳垂或手指上取几滴血，很多当地居民害怕被检查出患有这种“不治之症”。
“当时有一家人，男主人因肝癌刚刚故去，他妻子一开始拒绝接受检查，说万一我查出来鼻咽癌，那我们一家子都完了。”曾毅回忆道，“我就向她解释，恰恰相反，查出来是早期就容易治疗了，正是为了救你一家。”
还有更极端的。有一位中年妇女居然说：“你们要取我的血，我就跳河。”说完真的跳到河里去。从河里将其救起后，曾毅耐心向她科普“抽血检查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鼻咽癌”，最终才说服了她。
截至2005年，在曾毅多年的推动下，广西共普查了467957人，查出188例鼻咽癌病人，早期病人占87.2%，使鼻咽癌的早期诊断率从原来的20%～30%提高到85%以上。这些早期患者，由于诊断治疗及时，提高了治愈率，很多生命得以挽救。
颇具戏剧性的是，多年前一位王姓年轻工程师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将血滴在纸上寄给曾毅，经检查为抗体阳性。于是曾毅建议他立刻来北京并得到确诊和治疗，及时挽救了他的生命。多年后，当曾毅前往北工大出任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时，那位工程师也在该校教书。他看到曾毅的名字，激动地找到当年的“救命恩人”再次致谢。
除了患者的感激，曾毅的工作还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EB病毒发现者之一、英国病毒学家Epstein在其专著《EB病毒》一书中称曾毅的“这些卓越的新进展，是应用病毒血清学方法进行普查诊断人类癌症的第一个例子”。
此外，曾毅于1976年就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鼻咽癌高分化细胞株，1980年又建立了低分化细胞株，并且首次证明高分化癌细胞也有EB病毒的DNA，即不同分化类型的鼻咽癌都与EB病毒有关。
经多年调查研究，曾毅还提出了以EB病毒感染为主因，环境中致癌物和促癌物起协同作用，以遗传易感性和机体免疫力为基础的鼻咽癌多病因假说，这一假说在实验中也得到证实。
坎坷求知路
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主任吴文翰认为：“称曾毅教授为当今癌症预防与控制领域的领导人物之一，是毫无争议的。”
在他看来，曾毅在早期诊断病毒肿瘤特别是鼻咽癌方面的不朽贡献，为学界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即鼻咽癌是可以被有效控制的。
“在进行比较后，我们对此贡献的意义会更感惊讶，因为早期和晚期鼻咽癌治疗的预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吴文翰表示，“用此方法（曾毅研制的检测方法）在普查中发现的鼻咽癌多数是早期的，而没有普查的鼻咽癌绝大多数已处于晚期。”
虽获业界赞誉，但曾毅的科研之路从一开始却并非坦途。
1929年3月，曾毅出生在广东省揭西县。高中时，为了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求学，每学期开学时，他要步行三天才能赶到学校上学。
17岁时，他背井离乡，由汕头坐货轮去上海读大学，货轮上没有床位，晚上只能睡在露天的甲板上或货物堆上，赶上下雨便更是难熬。
“当时我想考上海医学院。”曾毅回忆道，“但赶到上海时已经错过了考试的日子，只能先考到复旦大学。”
次年，他如愿考入上海医学院。不过随后他还不得不面对科学之外的压力甚至磨难。
由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月曾毅和同学们被国民党关进了牢房。一天夜里，一位临时代管的青年军战士来找曾毅等人要便服，提醒说：“国民党完了，看管你们的是‘飞行堡垒’，因临时有事被调走了，他们回来会枪毙你们的，趁半夜赶紧逃吧。”曾毅和同学们由此逃过一劫。为了躲避再次被抓捕，曾毅等人甚至在当时上海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太平间里藏了几天。
新中国成立不久，由于当时简陋的卫生条件，伤寒、霍乱、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流行，不少人因此丧命或致残。这些亲眼所见的场景深深震撼了年轻的曾毅。他发自内心地希望在病毒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然而“文革”期间，因为解放前家里开过织布作坊和坐过国民党的牢，曾毅遭到批斗，但他觉得这个阶段总会熬过去，始终没有停止学习和钻研业务。
抗击艾滋先行者
在科研方面，曾毅一直力求保持开阔的视野和敏感的嗅觉。
1981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报道了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曾毅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这种疾病极有可能和病毒有关，才会有这样严重的传播情况，并预测这种疾病一定会威胁到我国。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各国人员往来逐渐频繁，“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曾毅开始对这一疾病保持高度警惕。
1984年，曾毅在国内开始了艾滋病的血清学检测工作。从城市和乡村获得的所有样本，检查结果都为阴性，这似乎暗示病毒还没有进入中国。但曾毅问自己：“中国普通人群确实没有感染，但是高危人群有没有感染？有没有用过美国血液的？”
根据调查，他发现美国Armour公司和Alpha公司于1982年曾将一些血液制品——第8因子赠送给了我国某医院，1983～1985年，这些血液制品被输给了一批血友病患者。曾毅找到了输入过这些血液制品的患者，在19位使用Armour公司第8因子的患者中查出了4例艾滋病毒感染者。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艾滋病通过血液感染，并且证实早在1982年艾滋病病毒就已经随着美国的血液制品传入了中国。
1986年，一名美国患者在中国因艾滋病死亡。得到消息后，曾毅立即赶赴昆明，采来了血样，并着手分离病毒。这本来应该在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中进行，但由于当时并没有这种实验室，曾毅就在北京一间简陋的实验室内，在普通的接种柜里面，戴上手套分离病毒。
他成功分离出了我国第一株艾滋病病毒HIV—1AC株，确认了早期我国艾滋病病毒属于B型。随后，他又迅速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做出了快速诊断试剂，并经卫生部批准，使得我国在早期就拥有了自己的诊断试剂。
不仅如此，他还深入河南等地调查艾滋病通过卖血途径传播的问题，多次上书中央提出艾滋病防治对策，致力于抗艾药品和疫苗的研制，并敢于揭示艾滋病传播的真实情况。
由于曾毅认真地调查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甚至有地方官员向当地配合曾毅调查的医务人员施压：“以后不要和曾毅往来，他已经被撤职了。”曾毅有时不得不像“地下党”似的进行暗访。
2009年，曾毅八十大寿之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高度评价曾毅“热爱祖国，献身科学，为人正直，治学严谨”。
采访中，秘书进来跟曾毅商量，考虑到他的年纪，最好再出差时派人陪同。曾毅则说服秘书不要担心，“别耽误其他人的工作陪我了，出差我自己去就行”。
如今，他依旧马不停蹄。接下来他又将赴广西出差。“两天跑两个地方，学术上我能帮点忙的，一般不好意思拒绝”。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4-04-04 第9版 人物周刊 老一辈的先进工作者 棒棒哒科学家 向曾老致敬！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