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基础研究的人有了研究成果，发表论文大概是公开研究成果的最主要方式。论文先要经过同行评议，然后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这是多少年来西方学术研究的传统。我国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是学习西方以后才开始的，从开始研究直到发表论文的过程基本上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因此，无论是学术刊物的设立还是其运行，过去都比较规范。
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学术研究与国外基本上没有多少“交流”，虽然我们能够通过国内影印的外国刊物了解国际学术的主要动向，我们的研究成果却都发表在国内的中文刊物上，大多只有一个英文摘要。绝大多数科学家与国外既没有文字、信件的交流，更没有科学家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到了80年代初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的学术成果有发表在国外的学术刊物上的可能性。一方面，向外国投稿要向有关方面说明我们的研究不涉及国家机密，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怕国外刊物向我们要钱，要发表费。后来知道了，那些学术刊物是不要发表费的，而几年以后我们自己的中文刊物反倒要起了版面费。于是，我们开始向国外刊物投稿。那时候投稿很麻烦，来回邮寄，一封国际邮件至少要半个月，一个来回在路上就需要一个月，而且有时候还会丢失。所以，那时候能够在国外发表一篇论文真是很麻烦也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
事情在9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开始有了互联网技术，从email的应用开始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另一方面，国内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参与到科研队伍里来的人员越来越多，水平也逐步提高。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也大大的发展了，研究生数量逐步增加。研究论文的数量也迅速增加。
在有了一定数量之后，人们自然要求讲究质量。80年代的时候，学校里提职称很重要的因素是年资，论资排辈。被提拔者的水平如何，主要由单位的“学术权威”说了算，基本上是所谓“人治”。这些“人”大多数是四十年代的教师，有较高的权威，做事大多数也还公道，不搞歪门邪道。到了90年代，这些老先生大多已经龙钟了甚至逝世了。人们也迫切希望改掉论资排辈的旧习。自90年代开始，各学校各单位越来越讲究“量化管理”，反对“人治”。不但教学和科研考核按量化管理，而且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也按所记“工分”分配。
量化管理当然不能只管数量，不管质量。大概2000年左右开始，我所在的学院规定，在不是S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一概不计算工作量，该刊物前一年的影响因子（IF）在1以下的，记1分。影响因子超过1的，工分记为1+IF。这样，就把刊物按前一年的影响因子分开来了。
近些年，就有了所谓中科院对学术期刊的分区，我校有些单位就是基本上按中科院分区来“记工分”的，在I-VI区的刊物发文章分别记8、4、2、1分。
对于学术刊物进行分区分类，然后根据所分的区域来判断论文的水平高低，从而据此作为“记工分”即发放教师职务补贴的依据（实际上是作为予以奖励或惩罚的依据，因为职务补贴只是一个虚数，实际收入是依据工分的多少，工分不够就是一种惩罚）。这大概是目前许多高校的做法，虽然各高校、各单位对于刊物的分类办法五花八门，奖励数目的差别也极大（大抵越是水平较低的学校，额外发放奖励的数目越大）。
是不是可以根据文章所在的刊物来判定文章水平的高低呢？
这就是很多人所说的“以刊评文”了。
对于一篇特定的论文，要说它是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的刊物上，所以它的水平就一定高，这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对于同一领域的两种刊物，如果它们的影响因子相差比较大，那么，影响因子较高的那刊物上的文章水平较高的可能性也就较大。换句话说，影响因子较高的刊物上较高水平文章的比例会更高一点。这应当是较多文章的概率统计，当然，对于某一特定论文，概率统计的结果并不能够适用。
所以，如果要评定职称，在特定的某两个人之间选择一位水平较高者，仅仅凭他们发表论文的刊物来评定（假定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表现没有多大差别），往往是危险的。如果有若干高水平人士对于他们论文的意义、内容、对于学科的贡献进行公正的判定，那无疑是最好的。这是理想的状态。我想，我们应当努力创造这样的学术环境。
在这种学术环境不存在的情况下，那就是如今我国各学校的情况，就凭发表论文的刊物来评定学术论文水平的高低。这样做，从统计的观点看，仍然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仍然是合适的。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这让人想起了众人争议的211和985高校。
对于985高校的毕业生和一个地方高校的毕业生，哪一个水平更高一点？对于特定的个人，这是一个无法立即做出判定的问题。但是，从统计的观点看，985高校毕业生水平高的概率会大些，也就是说，985高校的毕业生中较优秀的比例会多些。在这个意义下，即在很难在短时间内对于一个学生作全面考察的情况下，录用单位愿意录优先用985高校的毕业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样做虽然总体上有道理，但是事情不能够绝对化。例如，因为985、211高校毕业生在总体上水平高一些，有些单位就作硬性规定非985、211学校毕业生不要，这就绝对化了。这不但对于个人的判定会有失误，这也不利于鼓励人们去做终身的努力，所以，这在“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
单凭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区别”）和论文的多寡来判断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水平和单纯凭毕业学校来衡量毕业生的水平，这两者有相似之处，就是判断的过于简单化。
对于人的能力、人所做研究工作水平的评价，比下围棋要复杂得多。依靠人工智能下围棋，都需要编制非常复杂的程序。我们想依靠简单的几个因子就想由计算机来判定科技工作者及其所做工作的水平，实在是很难做到准确的。
领导者一定不能够过分相信“量化管理”，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单位的领导依靠的就是这样的量化管理。这种量化管理实际上是以表面上的公正和平等掩盖住实际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人们会说，虽然这样的量化管理对于少部分人会有不公正，但是，根据上面的分析，从概率上说，还是公正的概率大呀。这话不错，但是，这样做不单单是对一部分人工作水平的判断失误，还容易引起一些更大的问题。
首先是科研选题的问题，由于考核和收入分配都与发表论文的刊物有关，与论文数量有关，那么人们必然选择那些容易在影响因子较高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科研题目。这样“跟风”就成为了风尚，真正的原创工作就很少。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之一。我们的论文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但是，跟风的多，极少有“挑头”的。另一个是合作的问题，由于大多数考核只管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所以，很难进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国内科学家之间的合作，不管是本单位不同学科或不同研究方向上教师的合作，还是不同单位之间的合作，最后很可能因为各单位的“量化管理”搞得大家心灰意冷。类似的问题都是科研的导向问题，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今的科研管理有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完全依赖所谓“量化管理”，管理看上去是公平了，实际上是管理者的懒惰和不负责任，他们几乎可以退化为计算机。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管理，这个问题另文再说了。
来源：冯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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