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柴会群，冯禹丁 2016-8-25
因为一篇四年前的论文，国际知名艾滋病专家邵一鸣深陷大麻烦：先是被人举报“侵权”，继而受到单位通报批评，接着此事又登了报，说他“剽窃”和“盗用数据”。
  邵一鸣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在发现依靠组织渠道难以解决问题之后，他以名誉权受损为由，将中国日报、新京报告上法庭。
2016年7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两起案件分别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相关新闻报道存在部分严重失实，构成侵权，判令两报向邵一鸣公开道歉。





关于《柳叶刀》论文争议和媒体炒作的过程和背景情况
2013-11-01
http://www.dxy.cn/bbs/topic/26793930
一、论文争议的缘由和经过
1、柳叶刀论文的研究工作和文章发表
2012年4月，
卫生部领导在中疾控科研工作调研会议上，在点评性艾中心主要领导汇报美国以“治疗作为预防”的全员治疗策略时，指出因两国条件不同，应研究该策略在我国的适应性，并要求邵一鸣作为首席专家应研究这种策略性问题，为决策提供依据。
随即，邵一鸣团队尽全力加快研究进程。在完成研究后按科学工作的常规投稿，接受同行专家评议。《柳叶刀》杂志在通过审评后，于2012年世界艾滋病日在线刊发了题为“中国抗病毒治疗降低单阳配偶间的HIV传播”的论文。
研究结果证实了部领导要求根据国情不同开展可行性研究的重要性。邵一鸣团队及时向卫生部和相关司局及中疾控领导汇报了研究结果及其主要发现，供领导决策参考。《柳叶刀》为该论文专门配发了新闻稿和专家评述。文章发表后国际各大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给予了大量报道和广泛好评，认为这是在真实条件下首次验证了临床试验的结果(HPTN052)，为发展中国家推广该策略提供了重要数据。
2、争议的起因和协调过程
论文发表后，鉴于该论文的影响力邵一鸣团队立即遭到性艾中心主要领导的系列打压。中疾控党政领导在协调会上明确指示，不要将内部矛盾国际化，应从维护中疾控和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互相理解，化解矛盾。
卫生部领导在百忙中专门召集中疾控和性艾中心党政主要领导开会，做出从大局出发，按“加法原则”在性艾中心内部协调化解争议。邵一鸣在接到了部领导的会议决定后，当即表示坚决执行，并随后把向杂志请求增加作者的信发给性艾中心领导以求推进。
然而，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性艾中心主要领导提出多版本的更换和删减原作者的不切实方案，还搞了两次内部协调调查，提出了有违事实的协调处理建议，致使协调陷入僵局。
2013年7月《柳叶刀》杂志总编来函说明，如中疾控仍无回复意见，将依惯例在杂志刊登性艾中心的指控和论文作者回复。中疾控主要领导再次协调，性艾中心临时组织中层干部对文章纸版继续发表还是撤稿进行了票决，结果19票支持发表，12票要求撤稿，2票弃权。在领导协调和民意压力下，性艾中心主要领导才同意按卫生部和中疾控领导指示的“加法”原则发表文章，但坚持要给邵一鸣通报批评的处分。
论文的研究工作是落实部领导在2012年4月会议上的指示，是一项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经过了性艾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邵一鸣团队长期开展系统的模型和统计分析研究，按照正常申报程序，通过审批从中疾控和性艾中心授权账号下载国家艾滋病数据库原始数据，包括其中的疫情数据库和治疗数据库。研究人员把原始数据进行清理、建立数据关联和逻辑检验，整理建成新的单阳家庭研究数据库，进而开展创造性研究。邵一鸣团队先期已将研究结果在有卫生部疾控局领导参与，世卫组织与性艾中心共同举办的“治疗即预防，中国实施研究”会议上进行了公开报告。
3、论文争议的焦点
双方关于Lancet论文的争议，主要针对数据库的使用。
1）对方认为，Lancet作者违规使用国家艾滋病防治数据库。邵一鸣团队认为，疫情直报数据库是国家最重要的公共卫生信息平台，性艾中心领导和科室有将之管好、用好并为其他学者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将之据为己有，限制他人使用的权利。而且该研究是经审批从中疾控和性艾中心授权账号下载国家数据库数据。
2）对方认为，Lancet论文使用性艾中心其他部门工作人员的应用性研究数据和成果。邵一鸣团队认为，防治工作是综合室、流病室和治疗室的本职工作，工作中收集的数据属于常规工作数据，邵一鸣团队使用这些原始数据进行创造性劳动，完成独立研究，不存在“剽窃”和“盗取”的问题。
邵一鸣团队坦诚他们唯一的不足在于，论文发表未经性艾中心办公室审批，但有关发表论文审批在整个性艾中心均执行不力。2012年发表论文审批统计显示，性艾中心主要领导的文章审批率只有8.3%，邵一鸣的论文审批率为85.7%。
4、论文争议的解决及妥协留下的隐患
在部领导和中疾控党政领导的协调下，邵一鸣团队同意增加数据库管理人员为文章作者，但仍保留按《生物医学杂志论文作者要求》他们不能作为作者的意见。而未经审批发表论文，既然整个中心尤其是领导带头执行不好，并且依据性艾中心内部文件规定只做处罚3000元的处理，怎能专门针对一名普通科技工作者给予通报批评。基于上述理由，邵一鸣团队不同意接受任何通报批评。但在离杂志社最后期限不到24小时的最后关头，邵一鸣深受陈部长“没有什么比维护中疾控声誉更重要的”要求的影响，感动于柳叶刀杂志总编“中国科学还很稚嫩，需要呵护”的苦心，不顾团队其他作者的反对，也未听从朋友“其中会有陷阱”的善意提醒，一人接受了通报批评，推动了协调的最后一步，之后还付出巨大努力劝说团队其他人接受协调意见。有一名原作者因通报批评而拒绝签字，他在最后一小时才完成说服工作。最后，19名新增作者和7名原作者签字同意共同发表文章，达成共识不再争执。对于通报批评文稿的用词，邵一鸣曾担心会留下隐患，被有心之人利用大做文章，但中疾控主要领导一再保证这是内部处理意见，如有人出尔反尔必将严惩不贷。
二、事件后续发展——性艾中心利用媒体炒作论文争议事件
2013年10月24日和25日，英文版中国日报和新京报先后发表了诋毁邵一鸣名誉的报道。而报道的由来，根据记者的说法和报道内容来看，是性艾中心一手主导。报道中有以下不实内容：
1、偷换概念
1）两篇报道均多次提及，擅自使用他人科研数据。性艾中心2013年第105号文件中使用的字眼是“国家艾滋病防治数据库数据”，二者的差别很大，报道中提到是个人的数据，通报批评说的是国家的数据，性质完全不同。
2）新京报援引性艾中心协调小组发言人的话，将“协调处理建议”说成“调查报告”，企图让读者相信后面的内容均为组织调查结果。
2、把独立的研究说成抄袭
新京报援引性艾中心协调小组发言人的话，暗示邵一鸣主导的抗病毒治疗对单阳家庭内HIV传播影响的独立研究涉嫌抄袭。对这些指责，邵一鸣及其团队曾经以对协调建议回复的形式向性艾中心协调小组书面澄清过，但是在采访时协调小组并未出示该回复。
Lancet论文（Lancet 2013;382:
1195–203）与综合室工作报告（中疾控艾报发[2012]38号）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等方面明显不同。Lancet论文科研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严谨，包括了多个影响因素；而综合室只进行了简单粗略的计算，无影响因素分析，分析结果偏移大。Lancet论文结果表明总体的治疗预防效果为26%，综合室报告治疗预防效果达52%。Lancet论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治疗即预防在现实条件下可行，但保护效果有限，并且不是越早越好；综合室报告建议在短时间内让绝大多数的单阳家庭得到抗病毒治疗。
3、借用被采访专家的口指责邵一鸣及其团队涉嫌剽窃
中国日报借用伦理学专家邱仁宗的评论，认为邵一鸣及其团队涉嫌剽窃，并以此为标题报道。其实邱仁宗是伦理学专家，其研究范围并不包括论文发表的合法性；而且他并未参与本事件的协调，并不清楚其中的细节和过程。
新京报援引性艾中心一位不知姓名的工作人员的话，认为Lancet原作者-邵一鸣及其团队的行为是“盗用”科研数据，并且将王若涛教授的话随意篡改，企图通过媒体将通报批评中未定性的事情，认定为剽窃和盗用。
4、向媒体提供内部的单边资料
性艾中心内部人员将中心内部的协调资料提供给媒体，而且只提供片面的资料，并没有提供邵一鸣团队的资料，造成新闻报道误导民众，混淆视听。
5、只一方人员接受媒体采访
报道中只有一方人员接受媒体采访，而邵一鸣方面在接到媒体电话要求采访的时候，按组织要求向上级党政领导汇报，中疾控党政领导明确指示不要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因此没有接受采访，造成媒体只采访了单边消息后，偷换概念、偏听偏信、歪曲事实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