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壳三期临床数据 宫颈癌疫苗仍待审批

ipsvirus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披露的部分《2013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宫颈癌的发病率逐年增高，且呈年轻化趋势，我国每年约有15万新发宫颈癌病例，约占全球患者总数的1/3。

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研究所的王少明博士在《Vaccine》发表的论文显示，若未来我国HPV疫苗项目的接种对象为9~15岁女孩，2006年至2012年7年HPV疫苗的免疫接种延迟，可能造成我国5900万女孩错失接种良机。若这部分女孩未来不接受筛查等其他干预措施，她们中将出现38万的宫颈癌新发病例和21万宫颈癌死亡病例。

等待

宫颈癌疫苗近10年的漫长审批路卡在了临床试验上。

2006年，默沙东公司研发出全球第一个HPV疫苗“佳达修”(Gardasil)，这款四价疫苗防治HPV16、18、6、11型病毒。随后，葛兰素史克也生产了二价疫苗“卉妍康”(Cervarix)，针对HPV16和HPV18，随即也开始上市。

2006年6月，佳达修最早在美国、墨西哥等国家获批上市。截至2014年2月，该疫苗已在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接种超过1.44亿剂次。但在中国内地，宫颈癌疫苗目前还处在临床实验阶段，暂未获批。

据记者了解，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下简称“FDA”)认证的药物在全球大多数国家可以直接进入临床应用，但依据中国内地的规定，药物进入中国内地必须要有中国人的临床研究，这才导致了宫颈癌疫苗现在不能进入中国内地。

根据中国内地《药品进口管理办法》，出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考虑，进口疫苗必须在国内重新开展临床试验，获得中国药监局下发的《进口药品注册证》后才可以上市。简单地说，就是需要等待再做一次专属于中国人的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因此，宫颈癌疫苗一直未能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进口药品注册证。

早在2013年，默沙东已将佳达修临床实验数据交到了国家食药监总局(以下简称“CFDA”)进行审批，目前正在等其批准。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企业提供的申报资料中缺乏翔实的临床三期数据。据了解，在中国，默沙东的临床试验人群为3000人，葛兰素史克为6000人，按现有标准，两家企业样本量、重度感染的指标都不够。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已要求补充完整数据后才能进行申报。

早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默沙东和葛兰素史克就在中国台湾等亚洲地区进行过大规模临床试验，FDA结果证明疫苗有效，大部分国家均采纳了该结论，但中国内地并不承认FDA的审批结果。

据了解，疾控部门目前也在对进口疫苗进行人种临床试验，临床试验点分设在北京、广东、浙江的4家医院，其中广东的试验点设在广州番禺，早在2009年3月开始试验。

对此，一位从事药品生产的业内人士表示，FDA是由医生、药理学家、微生物学家和统计学家等专业人士组成，其认证被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为食品与药品方面的最高安全标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承认其结果。“而且，美国人种族也多，其中华裔和亚洲人群也占有一定比例，宫颈癌疫苗在美国的实验已经相当全面。”

记者为此致电默沙东宣传方面人士，其仅表示目前还在等待CFDA的审批，而葛兰素史克相关人士也表示目前尚无更多消息可以透露。

阻力

据了解，在中国香港，医药公司只需给卫生局提供已上市国开具的证明，最多一年即可通过审批。而依据中国内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一种已经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通过审批上市的药物，还要在中国内地重新进行临床试验。

按照流程来说，一种进口新药仅从申请到获批进行临床试验，就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到最终被中国内地患者使用平均需要5年;如果再算上纳入医保目录所需的时间，平均则需要等6～8年。因而，一种进口新药等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往往都已变成旧药了，这样不仅增加了进口药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成本，而且还增加了患者等待时间和用药成本。

一位外资药企研发人士告诉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也曾对欧美研发的新药较为担心人种之间的差异，因此现代工业药品源自欧美，在早期，临床实验对象主要是白种人，但后来的研究数据证明不同人种之间确实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差异，但只有极少数药物需要考虑到种族之间的差异，绝大部分药物都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对于FDA来说，因为美国本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亚裔人口很多，所以FDA批准的绝大多数新药都没有制定种族。也因为如此，在进入本世纪之后，日本曾经对欧美新药设置的一些门槛逐渐消除了。”上述人士表示。

另外，CFDA负责药品评审人员的严重不足也是很多新药遭遇审批慢的原因之一。据了解，CFDA负责新药注册的机构是药品审评中心，这个机构的正规编制只有120人。这120人包括管理层的官员，负责审药的其实只有70多人，还要分中药、西药，以及毒理、病理和临床等，其中大部分人都在超负荷工作。

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的FDA仅负责新药评审的人员就超过了4000人;欧盟负责审药的机构有500多名雇员，而欧洲加起来则有3000多名新药评审专家;日本在上世纪仅有100多名新药评审员，在如今已经激增到600多名，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新药评审人员数量已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资料显示，2013年，在我国食品药品管理职能合并后，全国与药品食品管理相关的人员总数高达20万人，但这其中，中央一级的监管人员只有3000多人，而其余则是来自各省和县级的机构，这些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打假。“总体来说，整个监管体系虽然庞大，但中央核心机构人员少，缺乏顶层设计能力，这也是目前的问题所在。”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2007年，在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之后，和近年来外资药企的贿赂风波之后，官员们对新药的审批变得更为小心翼翼，对一些新药宁可不批，也绝不能犯错误，这自然让新药的审批更为艰难。

另外，近年来，我国药品注册申报积压问题比较严重，众多重复申报和虚假申报导致药品申报之路出现“大塞车”，也让众多新药堵在了路上。7月22日，CFDA开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工作，在此次自查中，涉及1622个品种，主动撤回的注册申请就有317个。

8月18日，国务院发布《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意见》，《意见》中指出，加快创新药审评审批，申请注册新药的企业需承诺其产品在我国上市销售的价格不高于原产国或我国周边可比市场价格。并鼓励国内临床试验机构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符合要求的试验数据可在注册申请中使用。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新政的出台，我国新药的审批速度会相应加快，等待了多年的宫颈癌疫苗或许会加快上市步伐。“但我们新药的一些审批机制和方式方法还是要尽快与国际接轨，能有所变革，否则只能以广大患者的健康代价来买单。”

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