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院士：做了企业才更清楚什么是让我内心炙热的东西

hantavirus

文 丨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


* 肿瘤免疫治疗方法是无法阻挡的潮流。

* 国家应对临床试验进行规范，并和药企谈判，把抗癌新药价格降下来。

* 是否具备科学精神，不仅关乎科学自身，还关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也是现代公民成熟的重要标志。

过去15年，Tom Brady是美国橄榄球联盟最好的四分卫之一，但他在当年选秀中只排名第199。此后，所有球队都想找到下一个Brady，赢得意外惊喜。医学上的免疫治疗和这类似，动物实验时的结果几乎和临床效果没有关系。但一旦在人体上试验成功，并最终研发成药品，便可能带来超乎寻常的效果。

以开发肿瘤免疫药著名的中国、美国科学院“双料”院士王晓东，是其中的佼佼者。

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王晓东1995年开始进行人体细胞凋亡研究，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并研发出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治疗药物。他的多篇学术论文刊登在《科学》《自然》等世界知名刊物上，论文成果在8年间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超过了15000次，成为国际上该领域的名人。

2004年4月，王晓东以41岁的“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学者。2009年他入选中国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201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3年开始，王晓东牵头成立了被誉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北生所”）。这家后来被誉为中国最高效的研究所，打破科研“铁饭碗”，采用全员聘用制，五年内不问成绩，充分给科研自由和空间。“科研应当是充满活力、不为条框所困。”

这一独特的创新发展模式被科学界认可，“目前中国不仅应该，而且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在相应的学科，推广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体制。”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说。

王晓东同时亦是行业企业家。2010年底，王晓东和前保诺公司（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John Oyler）共同创建百济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济神州”），研发全球领先的抗癌新药。短短几年，已有3个靶向型小分子新药、1个免疫抗肿瘤新药在澳大利亚开展临床试验。2016年2月，百济神州（BeiGene）逆势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国公司，令资本界和医药界瞩目。但王晓东也强调，自己的重心还是在北生所做基础研究，只是公司顾问而非雇员。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全球最好的抗癌新药。”王晓东说。

魏则西事件之后，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如何看待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的未来？5月16日，作为特别嘉宾出席完第八届药物信息年会后，罕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对南方周末记者侃侃而谈。



南方周末：肿瘤免疫治疗是全球最新的治疗方式，但在中国因为魏则西的事情才引起国人的关住，您意外吗？

王晓东：不意外。我们都很清楚国内现状。魏则西做的特异性细胞免疫治疗目前没有看到太大效果，但国内盲目在做的很多，医院和机构把不够成熟的技术都用在病人身上，还收钱，这是非常随意的。在魏则西之前，可能还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但因为他太年轻了，患癌也很不幸。

南方周末：那这件事对你们有影响吗？

王晓东：没有影响。因为我们走的是非常正统的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临床试验，再生产药的道路，跟那种做实验室做细胞，直接用在病人身上不一样。我们的试金石是临床试验的真正效果，靠数据说话。但无论有效无效，都是不可能收钱的。

南方周末：国家规定医院都不允许对这类治疗收费，改成了临床研究。

王晓东：这件事最不道德的地方就是收费。国家应该对临床试验进行规范，目前临床研究和试验出现问题是综合原因导致的，譬如我们高端人才极度缺乏，大夫的意愿不足。

南方周末：最近两三年，国内的新创公司都在做肿瘤免疫药的开发。怎么这么火？

王晓东：肿瘤免疫治疗方法是近年来癌症治疗的最大突破，也是科学界无法阻挡的潮流。国外在抗肿瘤新药研发方面进展迅速，在靶向药物和免疫抗肿瘤药物领域不断有新药上市。这类药能达到以往任一种治疗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并且副作用小，可维持，对症多种肿瘤，广谱性强。对部分晚期癌症患者长期使用会有近似治愈的疗效，让许多患者获得了新生。

南方周末：免疫治疗的药物投资强度和开发都是前无古人的，会不会变成一哄而上？

王晓东：国外已经有一些很好的肿瘤免疫药物，但进入中国还将会有很长时间，这给了中国企业一个机会，加上现在资讯和国际交流频繁，进入门槛也不高，我们很多创新企业都积极在做，好几家都有相关药物在报批，准备开展临床试验。大家都可以做，衡量标准还是以临床效果而定的，不好也没法获批。

南方周末：但连欧洲和美国都无法承担超过10万美元一年的抗癌药，美国副总统的儿子得了癌症，老爸都要考虑卖房。如何让癌症治疗可持续？

王晓东：是的，癌症新药很贵。一些患者被迫出国购买价格昂贵的进口药，一个疗程的药费高达几十万元人民币。但首先，国家应该和药企谈判，把这些抗癌药价格降下来，我知道台湾地区政府去和企业谈判，这类药可以降价40%-50%。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多的新创企业参与研发，做出产品，那么高价自然会下来，最终对病人是有好处的。

南方周末：政府和国家在鼓励创新药过程中，哪些你们最想改进的？

王晓东：希望国家能加快审批速度。中国的进口药有多种途径可以进口，如果大家没有切身体会，是很难理解的。而往往有钱人（特权阶级）可以轻易拿到这种药，所以他们并没有感到审批难带来的障碍。我们有3个药物的临床试验申请是在国内和澳大利亚同时递交的。结果，澳大利亚在5天就批准了，国内到现在还没批。新药临床试验的申报可以和欧美一样实行备案制，减少审批时间，临床试验应该是由企业作为责任人，让企业承担风险。

南方周末：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些肿瘤免疫药物？获批后的难题是什么？

王晓东：我们研发的新药不能很快让国内患者用上。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生产能力不足，中国以前都是生产仿制药，没有大规模生产生物药的经验，而肿瘤免疫药物对生产、工厂、设备技术要求都很高，比如细胞株的稳定性、配辅料质量、提纯度等。我考察了很多企业，都无法满足大规模生产需求。一些地方现在开始建生产生物药的不锈钢罐设备，所以我们说现在行业处于正在“建大罐”的时期。

南方周末：您最早是研究细胞凋亡的，现在又在做抗癌药物的研发，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王晓东：这反映了药物开发过程中很有意思的现象，基础研究和找到新药并不是一条直线。我研究出细胞凋亡的原理后，就有公司找我一起合作开发药物Bcl-2抑制剂，那时是1997年，但当时我一心在科研上，拒绝了合作，只给他们做了顾问。研发的过程很曲折有种种困难，开发的那个人后来也离开了，这个在研药就卖给了罗氏公司，又经历了许多年，直到上个月FDA批准了这款免疫蛋白抑制剂的药物，已经近二十年了。

南方周末：有人说您是国内少有的学术、公司都做得很好的科学家，您更满意哪种身份？

王晓东：其实没有做企业之前，总有一点“这山看着那山高”的心态和一点梦想，想试试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好。现在做到了也是一种很宝贵的人生经历，但更宝贵的是，经历了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所以我现在很清楚什么是让我内心炙热的东西，那就是基础研究和科学发现。

南方周末：基础研究的价值有多大？现在大家正确认识了吗？

王晓东：基础研究特别是实验科学，讲究的是证据和逻辑，靠的是独立思考，而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内核。是否具备科学精神，不仅关乎科学自身，还关乎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也是现代公民成熟的重要标志。评判基础研究的价值，必须要有整体观、大局观，不能只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