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AIDS)(一 ZT 京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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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毫无疑问曾经在CDC从事艾滋病防治。作者文风幽默风趣，又闪烁着智慧的火花， 使海外华人的著名网络写手。本文介绍了HIV 发现和发展。如班主认为内容不符合版规，请将其删除。

一、横空出世

1，有一种东西叫病

      在我的记忆里，最先让我刻骨铭心的应该是那个叫做病的东西了。

      作为医生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我父母在病这方面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非常尽力的。例如接种疫苗，如果规定应当在出生后6到12个月之间接种的话，我父母肯定会在我准6个月那一天把一个伤疤留在我的左臂上方，然后等我三岁的时候，把我带到长安街上，指着过往人群中的麻子或者瘸子告诉我，他们就是不听家长的话，没有老老实实打针的结果。以致于我在这类事情上非常积极，每次幼儿园发糖丸的时候，我总是要求多吃几颗，害得阿姨们费了很多口舌才让我相信，除了第一次给的那颗是预防小儿麻痹的，其余几次都是打蛔虫的，每个人都有粮食定量，多吃糖丸的后果是可耻的浪费。

      可惜不是所有的能传染的病都有疫苗，特别是感冒、流感，一到冬春之际，我就像狗熊冬眠一样卧在床上，直到父亲母亲大人实在看不过去了，在两次冬眠的间隙把我拽到301医院，切除了扁桃体，才从间隙性的发烧变成长年性的慢性咽炎。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防疫和儿童保健逐渐完善，我们这几代人，和我们的祖辈父辈相比，麻子从越来越少到完全没有了，瘸子只剩下因伤和车祸造成的，未成年而夭折的孩子从常见到罕见，有科学的功劳，也离不开政府的业绩。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旬的一天，当还是一名医学生的我为了微生物课上老师布置的一篇综述而查找文献的时候，对人类控制传染病的前途信心十足，起码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毫无疑问能够实现，而这时候，摆在我面前的一堆文献中有好几篇说的是一个叫AIDS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能把AIDS究竟是什么解释清楚透彻的，恐怕不超过20个人，大声疾呼这是一匹行将上门的恶狼的则只有后来成为我的导师一个人。在几乎所有人眼中，AIDS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和他们文明有密切关联的疾病，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有些遥远的东西，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专家将AIDS翻译成爱之病，以期藉此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袭。

      对AIDS有了比较端正的认识，还是两年后成为全中国从事其病毒学研究的十数人的之一时，这时候AIDS已经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渐行渐近，有些飞花乱入迷人眼的感觉了。

      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谈论AIDS，已经不再是是否会成为历史上大瘟疫之一的问题了，而是下一个AIDS会是什么，我们从AIDS的流行中学到了什么，能不能用在应付下一个AIDS类的瘟疫上的问题。

      AIDS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之一了，将来的人谈论我们这个时代，将无可避免地谈到AIDS的历史影响，谈到它对我们今天和将来的历史影响，可以不夸张地说，当今世界上的风云人物，他们的历史地位和AIDS相比，是天壤之别。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是幸运的，能够经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也许我们看不到结束，但是我们看到了开始。

      就从AIDS是什么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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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看到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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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DS 是四个英文单词第一个字母的缩写，这四个英文单词翻译出来特显得有学问，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从字面上的意义说这是一种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免疫系统缺陷，而且有一大堆症状。AIDS的中文翻译除了前面说的爱之病外，还有比较常用的爱滋病，而最常用、也是我从一开始就用的艾滋病。之所以应该用艾滋病，是因为AIDS虽然也可以通过性交传播，但如果简单地归于性病就过于小看了它了。

      艾滋病如横空出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突然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它出现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刚刚消灭了天花，预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并没有发生，说明人类学会了自我控制。科学也在快速进步之中，久违的大科学观点也就是人定胜天的观点又膨胀到了极点。

      艾滋病出现后，科学界表现出的是普遍的乐观，他们相信这个疾病会被很快征服，大多数科学家预言二十世纪结束之前，一种有效的抗艾滋病的疫苗会问世，艾滋病会和肝炎、天花等其他病毒性传染病一样，被控制或者消灭。离千年之交还有三年，当我坐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大教室里，听当年预言者之一无比悲观地宣布，经过多年临床研究，现有的疫苗一无是处，与会的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挂上了苦笑。

      艾滋病就像上帝和人类开的一个大玩笑，又像地狱里的魔鬼的一次出击，这一击就命中了人类文明的死穴。它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文明的丑陋和虚弱。每一个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甚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不得不和艾滋病共存，就像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和鼠疫、天花共存一样，科学驱散了我们心头上的阴影，可是新的阴影又笼罩上来。

      艾滋病带给我们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也因此让人们迫切地希望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在科学进步到了今天，对于一个新的疾病来说，确定这一点要容易多了。

      1974 年底，在扎伊尔工作的丹麦女医生瑞斯克开始出现严重腹泻，腹泻无药可治，她的体重急剧下降。与此同时，脖子下面和腋下的淋巴结肿大，这种现象通常表明体内有感染，可是医生们无法确认感染了什么东西。瑞斯克疲劳得不能继续工作，只好回到丹麦求医，丹麦的医生并不比非洲的医生高明多少，他们的结论是某种东西破坏了病人的免疫系统。瑞斯克的状况每况愈下，开始被各种细菌感染，甚至必须借助氧气瓶才能呼吸。1977年12月12日，47岁的瑞斯克死亡。尸体解剖发现肺部长满了卡氏肺孢菌。

      卡氏肺孢菌性肺炎直到1942年后才被确诊，而且非常罕见。丹麦的医生们对此大惑不解，因为仅仅是卡氏肺孢菌是不可能造成病人免疫系统如此脆弱的。

      世界上有很多罕见的病例是无法解释的，瑞斯克的例子自然被认为是属于这一类，本应被很快遗忘的，可是相隔不到3年，1980年美国纽约市几位年轻人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他们同样有淋巴结肿大，切片后发现不是淋巴肿瘤，他们的淋巴细胞下降到了无法抵抗外界细菌感染的程度。医生们发现这几个年轻人有个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同性恋。

      在他们身上，医生还发现另外一种罕见的东西：卡波氏肉瘤，这种不致命的东西偶尔出现在年老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身上，也偶尔在中非的班图人身上出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年轻的同性恋人身上？

      这几位年轻人死于1980年底，身体解剖也发现肺部长满卡氏肺孢菌。1981年，美国几大同性恋根据地，纽约旧金山等地类似的病例不断增加，因为这种病似乎只针对同性恋，因此媒体称之为同性恋肿瘤或者同性恋瘟疫。但是媒体并没有大肆报道这个新的疾病，因为同性恋运动在美国方兴未艾。

      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宗教色彩相当严重，同性恋很受压制，直到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才把同性恋从精神病的名单上拿下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个疯狂的年代，美国的同性恋运动也骤然兴起，到了1980年，同性恋已经是一种很时髦的事了。这种新的疾病的出现，只不过是在梅毒、乙型肝炎等性传播疾病之外，又多了一项同性恋的疾病罢了。

      可是，很快医生就发现这种病不是同性恋的专利，纽约的吸毒者以及吸毒者生下的孩子、佛罗里达的海地移民也出现同样的症状，特别是海地移民反复强调不是同性恋。这种情况让专家更加大惑不解，直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收到来自佛罗里达的另外一份报告。

       一位老人死于卡氏肺孢菌性肺炎，他不是同性恋，也不吸毒，但患有血友病。血友病患者可以活上二三十年，只要定期输一种称为第八因子的血制品即可。老人的医生认为血制品不干净，导致卡氏肺孢菌进入老人身体。疾病中心的专家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血制品生产过程中有一个过滤程序，细菌是绝对可以被挡住的。佛罗里达那位想靠质疑大药厂出名的医生老老实实地接受了疾病中心的解释，该看什么病人看什么去了。

      疾病中心的专家们很快把佛罗里达一名小医生的质疑丢到脑后，但其中有人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可能是某种病毒？因为病毒不能被过滤掉。一下子所有的片段都联系起来了，是病毒破坏了免疫系统，造成卡氏肺孢菌和卡波氏肉瘤能够不受免疫系统的控制，而死去的老人输入的血制品是很多献血者的血液混在一起的，也许其中有同性恋，或者有吸毒者。

      于是，一种很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新的传染性疾病在美国出现了，它针对的主要人群是同性恋，这时候医学界还没有给这个病起个正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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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一种译法叫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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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病的原因豁然开朗后，在全美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研究和追踪项目，希望能尽快解开这个新病病因的谜团，但是科学遇到了最大的难题：没钱。

      1981年里根上台，他的执政纲领简单到只有两条：缩减开支、减税。美国政府各部门一下子捉襟见肘，连现有的项目都难以维持，就更别说研究一种主要在同性恋人群中出现的新病了。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新的疾病主要限于同性恋人群，主流媒体对它还是漠不关心。一些同性恋艺术家站了出来，一方面呼吁加强对这种病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同性恋者自律，可是这种呼吁基本上是徒劳的，因为广大的同性恋者认为诸如公共澡堂等是他们奋斗了多少年才争取到的权力。与此同时，这个新的疾病终于有了第一个较为正式的名字：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简称GRID。

      1981年，纽约大学医学中心治疗了一位患卡波氏肉瘤的非常英俊的加拿大空服员，在问诊的时候，这位叫杜戈斯的人讲述了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大城市的性行为。一年以后，洛杉矶的研究人员确认该市最初的19个GRID病人中有4个和杜戈斯有过性行为，另外4个和上述4个人中的某位有过性行为，也就是说，洛杉矶最早的19个病人中的8个人是被杜戈斯传染的。其中一个病人在和杜戈斯发生性行为后10个月才出现症状，另外一位在和杜戈斯共度周末后的第13个月才出现卡波氏肉瘤，证明了研究人员的另外一项很不详的猜测：这个病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潜伏期。

      GRID 很快在全美一半以上的州出现，在血友病人中也相继出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建议建立新的献血指南，以劝阻同性恋和吸毒者献血和卖血。这个建议受到血友病协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怕没有足够的血源供给血友病患者。这个建议也受到同性恋组织的反对，认为这样侵犯了他们作为公民的义务献血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血液规范化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只能继续观望。但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应该给GRID改一个更合适的名字。

      1982年8月2日，著名播音员丹·拉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里提到AIDS这个词，从此这个新的疾病就被称为AIDS。

      人们在不知道艾滋病的病因是什么的情况下，开始从心灵的角度考虑，AIDS究竟仅仅是一个新的传染病，还是上天给予人类的提示和惩罚？

      在英文中，Aid是救助的意思，加上s成为复数，AIDS也许应该译为救赎。按宗教和哲学的说法，救赎是个人和社会从痛苦和己所不欲的状况下解脱出来。基督教盼望来自神的救赎，艾滋病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救赎？佛教强调靠自身的修行得到救赎，人类通过征服艾滋病是否能够得到救赎？

      但科学还在谨慎中徘徊，研究人员根本就不知道病因是什么，因此只有观望。在观望中，坏的消息越来越多。

      1981年，旧金山的一位婴儿因病输了几次血，7个月后出现艾滋病症状。1982年秋，研究人员得知，为这个婴儿供血的13个人中，有一个死于艾滋病。这是美国第一例正式的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引发了疾病控制中心和血库之间的一场大战。

      疾病控制中心提议，对所有血液和第八因子制品进行乙型肝炎病毒抗体的检测。血库对此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起码每年要花费8亿美元，他们认为不能用一个病例来说明问题。检测乙型肝炎病毒抗体在中国属于常规，因为中国是乙肝大国，可是美国乙肝不多见，而且通过查乙肝抗体，只能提示病毒感染危险性，并不能确定是否患有艾滋病。因此直到1983年初，这项检测才慢慢开展起来。

      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很多人是在同性恋者聚会的公共浴室和性俱乐部染上艾滋病的，专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艾滋病可能通过精液或者体液传播，基于这些材料，政府有关卫生部门希望能关闭这些公共浴室和性俱乐部，但是在同性恋组织的反对下无法实施。

      随着病例的渐渐增多，媒体上的报道也多了起来，由于对艾滋病所知甚少，公众的恐慌也越来越厉害。尽管公共卫生部门再三强调，正常的接触是安全的，但是还有不少人把艾滋病视为黑死病一类的瘟疫，甚至一些医生拒绝治疗艾滋病人。一些牧师也旧调重弹，宣称这是上帝的意愿。八十年代初的美国，有些草木皆兵的感觉。曾有一位中国比较著名的医学专家来美访问，在饭店里什么也不敢摸，上厕所的时候象老农一样蹲在马桶上，很有些遭洋罪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引起艾滋病，成了专家和民众都迫切希望知道的东西，美国国会在里根政府没有要求的情况下，特拨1200万美元进行艾滋病研究，以期尽快找到艾滋病的罪魁祸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检测方法。

      其实，寻找艾滋病病源的竞争早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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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是我先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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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洋彼岸的欧洲，因为来自非洲的病人通常到欧洲求医，艾滋病从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三名艾滋病病人出现在巴黎的医院里，他们都是来自中非或者在中非待过，而且都患有卡氏肺孢菌性肺炎。和美国的研究人员不同，法国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将艾滋病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三个人一名是异性恋，另外两名是妇女。但是比美国研究人员领先的是，他们一开始就认定是病毒引起的。

      因为肿大的淋巴结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从这里下手成功的机会最大。1983年1月他们取下一名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结，使用一种新近建立的培养逆转录病毒的方法进行培养。

      逆转录病毒是一类进入人体细胞后，借助人的细胞的成分来繁殖自身的病毒Ｃ拦⒗?NIH)的罗伯特·盖洛在1976年建立了这种将病人血液样品和人正常T 细胞共同培养的方法并成功地分离出包括HTLV I和II在内的几种逆转录病毒。法国人认为艾滋病毒和HTLV病毒是一类的，他们预料，如果有病毒繁殖的话，培养液中的T细胞应该疯长。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18天后放射检测法证明有逆转录病毒快速繁殖，可是T细胞却大量死亡。法国人认定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病毒，他们将之取名为淋巴相关病毒，简称LAV。他们随后成功地在几名艾滋病病人身上发现相同的病毒，但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巴斯德研究所肿瘤病毒室主任鲁克·蒙特尼尔还是不能确定病毒的分类。

      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卫生科学统一服务大学的研究人员相信艾滋病是由某种现有的病毒引起的，他们罗列了一张嫌疑犯名单，HTLV I和II排在首位，这两种病毒的发现者盖洛也坚信或者是HTLV I和II，或者是另外一种相关的HTLV病毒。

      和为人谨慎低调的蒙特尼尔相反，盖洛为人锋芒毕露，也的确才华横溢。他建立的逆转录病毒分离培养的方法打开了一扇门，使病毒家们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盖洛是那一代急功近利的科学家的缩影，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择手段，他发现的所谓白血病病毒被证明是因为样本被污染了，他还经常贪他人之功为己有。盖洛本人想得诺贝尔奖想疯了，从1974年开始就游说诺贝尔奖评委，并努力消除对自己的负面报道。

      1983年5月的《科学》杂志上，有两篇显著的文章，一篇是盖洛本人的文章，另一篇的盖洛的马屁精、哈佛大学爱克斯的文章，反复强调HTLV是引起艾滋病的病毒。在这期杂志上还有一篇文章，是蒙特尼尔关于LAV病毒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一来是盖洛和爱克斯的文章风头太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蒙特尼尔匆忙之间忘了写摘要了。作为审稿人之一的盖洛很热心地帮他写了摘要。满心感激的蒙特尼尔也没有仔细看一下，结果他文章的摘要被张冠李戴地写成了支持盖洛的HTLV理论。

      1993年12月，盖洛向《科学》杂志提交了自己的论文，宣称发现了HTLV相关的艾滋病毒。

      1994 年4月23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举行新闻发表会，卫生和福利部长希克勒在会上宣布盖洛发现了艾滋病毒，命名为HTLV-III。在会上，满面春风的盖洛展示了新病毒的照片。此后用HTLV-III，盖洛建立了艾滋病血液检测方法，从技术上解决了发现病毒感染者和筛查血液的难题。

      盖洛成了大明星，美国各地的知名教授们赌咒发誓地捧盖洛的臭脚。在同一天，盖洛在专利局为艾滋病毒注册了专利。5月17日，私人公司开始申请用这种病毒研制诊断试剂，一年后，专利局批准了盖洛的申请。该专利的价值是每年一亿美元的销售和盖洛等人10万美元个人年收入。盖洛名利双收。

      新闻发表会之后，法国人立即提出抗议，理由很简单：盖洛在新闻发表会上展示的照片居然是蒙特尼尔的。

      当人们听到这个指控时，都觉得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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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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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7月，为了证明LAV和HTLV类病毒没有关系，蒙特尼尔把LAV送到NIH，请他们验证一下。巴斯德研究所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也签署了艾滋病毒合作的意向书。法国人认为，盖洛就是把蒙特尼尔送去的病毒上的LAV标签撕下来，换上HTLV-III而已。而且做得也太拙劣了点，因为这个HTLV-III和HTLV-I/II的区别比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还大，根本就不能划到一家中去。

            在盖洛申请专利之后，法国人也提出专利申请。美国专利局把专利给了盖洛后，蒙特尼尔上法院把盖洛告了，因为他认为两个病毒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要求法院查阅盖洛实验室的记录。结果发现一位技术员记载了盖洛获得的几十个样品中毒性最强的两个曾标着LAV，间接证明从一开始蒙特尼尔的病毒就有可能被盖洛窃取了。

      在证据面前，盖洛承认蒙特尼尔先发现了艾滋病毒，但是他自己独立发现了另外一株病毒，并把这个病毒和艾滋病联系起来，而且建立了检测艾滋病毒的血液筛查方法。

            双方各不相让，美国方面尤其气焰嚣张，似乎法国人根本就不配和他们争。于是二个艾滋病毒的名称就同时并存，欧洲用LAV，美国用HTLV-III，其他国家随便，日本首先露出美国跟屁虫的嘴脸，统一使用HTLV-III。中国虽然那会没几个研究艾滋病的，但表现得不偏不斜，两名称一块用。当我考研究生的时候，中文文献里面是这样称呼艾滋病毒的：HTLV-III/LAV。

            1986年，鉴于这种混乱的状况，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专门召开会议，各打五十大板，HTLV-III、LAV还有其他名称统统不用，另外选了一个新的名字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很快只有美国还顽强地坚持使用HTLV-III，几年以后自己都孤单得不好意思了，悄悄地也改成HIV。因此当我开始接触艾滋病毒研究时，只需要记住HIV是代表哪几个英文字就成了。

            HIV的名字站住脚，可是蒙特尼尔和盖洛还在死掐。到了1987年，两国科学家的这场大架闹到了影响两国邦交的地步。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理希拉克站出来，当了一回和事佬，达成协议，过去的争论一笔勾销，两国共享发现艾滋病毒的权益。收益建立一个艾滋病基金，用于支持血液HIV筛选的费用。这个协议是建立在蒙特尼尔和盖洛的病毒是不相同的基础上。蒙特尼尔事后埋怨，在过去几年内，盖洛已经每年从中个人获利10万美元，而他一无所获，可是从这时起，两人所获的酬劳相同，前面那几年怎么算？

      从此双方罢战，盖洛着力于HIV的检测和防治上，蒙特尼尔1986年在西非分离到另外一株相关病毒，从此HIV有两型，HIV-1和HIV-2，后者和猴的艾滋病毒SIV更为接近，因此很可能是艾滋病毒的最早起源。

      蒙特尼尔和盖洛成了艾滋病研究的两大巨头，而盖洛的派头和教父一样，他的实验室举办的年会邀请全球的艾滋病研究中人，俨然就是全球艾滋病大会。每次盖洛出现，都像偶像明星上街一样轰动。美国的科学家和媒体也一直心理不平衡，认为里根为了联合法国抗击苏联，牺牲了美国科学家独占艾滋病毒发现权的利益，于是有人暗中调查，希望搬起石头狠狠砸向法国佬。

      1989年，《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为期3年的关于发现艾滋病毒前因后果的调查调查报告，其结果和预期的恰恰相反。这篇调查报告指责盖洛盗窃了蒙特尼尔的病毒，一个子捅了一个大马蜂窝。科学界为止一乱，偏偏这个作者也非等闲之辈，是普利策奖的获奖者约翰·库得森，他的文章一贯有真材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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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等到了真相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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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篇报道后，我的导师回忆起来，1983年在巴黎开艾滋病会议时，大家一起吃饭，蒙特尼尔和盖洛均在座。席间蒙特尼尔大谈自己的病毒，而盖洛一言不发，说明那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开始干，也许正是在这顿饭期间得到启发，回去照猫画虎地开展起来。
      库得森本着美国新闻界一贯和政府唱反调的思路，希望借这件事找到法国人的短处，进而攻击里根政府牺牲国家利益。可是当他开始接触有关材料后，发现事实的真相不是那么回事，盖洛的问题大大地。这三年里，他把法律作为武器，依照信息自由法案从NIH调阅了一百多份材料，还请专家对两种病毒进行了基因分析，其结果证明两个病毒太相像了，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同一个艾滋病人的。他还证明盖洛在论文中用的HTLV-III照片就是LAV的照片。
            为了防止吃官司，盖洛不得不在《科学》杂志上承认这张照片是蒙特尼尔，是不小心搞错了。

      NIH 还在死要面子，可是盖洛实验室的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巨大的商业效益，盖洛手下的两名高级主管分别把实验室里面研制出来的有试剂生产价值的病毒载体偷出来，买给生物制品公司，被发现后按盗窃国家财产罪起诉。1990年国会的压力迫使NIH不得不对艾滋病毒的发现进行调查。

      初步的调查结果发现1984年盖洛的论文和实验室的记录有很大的差别，调查组把矛头指向盖洛的主要助手，每年也拿10万美元专利费的捷克人波波维克，认为他弄虚作假，盖洛犯有失查之罪。波波维克的律师的解释是，她的顾客八十年代才作为难民来到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试验记录应该准确。此时盖洛已经破鼓万人捶了，审核这份调查结果的科学家对调查结果非常不满，认为波波维克就是一个小喽罗，背后有人指使。法国独自进行的基因序列分析也表明两种病毒根本就是一个。 1992年底，NIH正式报告出笼，指控盖洛弄虚作假。巴斯德研究所据此要求偿还专利费收入二千万美元。

      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依据是盖洛在论文中说没有把LAV在实验室的传代细胞株里面培养过，而实际上他干了。盖洛对这份报告强烈抗议，其他一些科学家也认为根据一篇论文中的一句话就认定弄虚作假，有些量刑过重。1993年，盖洛和波波维克的律师上诉卫生和福利部，上诉的结果，两人的所有指控因为证据不足而取消。

      不管有没有指控，盖洛从峰顶掉到谷底，在全世界科学家的眼中，他是个十足的骗子。以往开全球艾滋病大会时，盖洛是会议的中心，这时灰溜溜的根本就没人理。人们提起他的时候也很不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有一次盖洛来谈合作事宜，所受的待遇还不如个来面试的。

      盖洛在NIH被挤兑得没法待了，1996年带着手下来到巴尔地摩，在马里兰大学医学院里建立了人类病毒学研究所，从此远离是非，彻底放弃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雄心，踏踏实实做研究，几年来也有不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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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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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是日久见人心，盖洛戴着大科学骗子的帽子进了21世纪，人们对他的看法居然有了转变。连蒙特尼尔也和他化干戈为玉帛，重新合作起来，两人合作发表的文章中还是重新提起发现艾滋病毒的功劳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结果世界上有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其中一半人想着拿砖头去砸美国大使馆。不是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吗，怎么这一次又让老美胜利了？

      现在科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盖洛不是故意的，而是和上次白血病病毒一样，不小心污染到了蒙特尼尔的病毒。

      怎么老这么不小心？

      NIH是什么地方？号称医学研究的顶尖所在，可是问题层出不穷。假公济私是常有的事，要不干吗NIH的科学家天天学习有关职业道德的课程？其他问题就更不新鲜了，十几年前某位咱们的同胞在实验室里不知怎么“偶然” 发觉怀孕的大肚子老婆浑身上下全是放射性，结果发现放射性同位素被放到饮用水桶里面了。上电视、告状、各种流言蜚语连孩子是谁的、苦肉计等说法都出现了，NIH紧急调查到底是哪家的同位素不见了，结果发现同位素的管理是一笔烂帐，这种高度生物安全的问题尚且如此，盖洛实验室里弄混了病毒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更重要的是，蒙特尼尔的那株病毒太霸道。当年我做序列分析的时候，花了两天时间做出来了，经常性地发现最明显的那几条正是这株病毒。为什么？污染了。因为从病人的样品中很难分离出病毒基因，因此才采取很敏感的方法。蒙特尼尔的那株病毒通常作为对照使用，时间长了那东西好像那儿都是，动不动就混进来，还繁殖得特快，到最后序列都用不着读，看一眼就知道又是这家伙。每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同情盖洛。那时候经常看国内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上面说从中国哪个地方的感染者身上分离出艾滋病毒了，把序列拿来一看，得，又是被蒙特尼尔那株污染了。

      在艾滋病毒发现这件上世纪最后的一件科学大事上，蒙特尼尔毫无疑问是有巨大贡献的，但是盖洛的功劳也不能忽视，蒙特尼尔是用盖洛的方法发现病毒的，如果真的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话，他们俩是应该平分的。盖洛的贡献还包括确认了HIV和艾滋病的关系，以及建立了血清学检测艾滋病毒的办法，直到今天，这也是唯一有效的办法。如果没有上面说的这场官司，盖洛应该能够实现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梦想的，但是在举世视之为科学大盗的情况下，诺贝尔奖十有八九不会淌这个浑水的。

      一个盖洛倒下去，千万个盖洛站起来。艾滋病研究成为医学研究中的显学，集中了环球的科学精英，也集中了环球的科学苍蝇，正因此这些苍蝇，艾滋病研究早就变质了，变得大言不惭，变得急功近利，早就远离了为什么研究艾滋病的初衷了。

      二十年前，在简陋的所谓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里，我第一次隔着细胞培养瓶接触艾滋病毒时，心里的初衷是什么？

      走过太多的路，还会记得起点吗？

      初衷也许就是时隔多年，回忆时从眼角抹进心头的几滴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