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李一诺对话高福院士、邵一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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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对疟疾治疗所做的贡献，获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但对全球来说，仍有着众多健康领域的挑战，等待被攻克。

科技部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继2011年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以来，不断深化合作伙伴关系。10月19日，科技部将与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主办第十一届创新大挑战年会（以下简称“年会”）。

在过去十余年中，大挑战成功汇聚并引导了创新力量，致力于解决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截至目前，大挑战已资助了80多个国家的两千多个创新项目，资助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其中，中国科学家及科研团队申请的23个项目获得了资助。

10月15日，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副主任高福，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战略技术顾问委员会顾问、中国疾病防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解析屠呦呦的学术成就、中国在医疗健康领域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中国科技创新的土壤。

以下是对话实录：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李一诺，是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今天我对面都是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为什么是重量级呢？有两个原因。他们两个发表的科学论文加起来打出来肯定非常重，第二他们做的工作领域也是解决非常重大的问题，都是在流行病领域的问题。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嘉宾，这位穿浅色衣服的是高福院士，他是现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穿深色衣服这位是邵一鸣邵教授，他是我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先请高福院士讲一下自己的工作可以吗？

高福：一诺好，各位朋友好，我现在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分管传染病科研和事业管理。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本来一开始是免疫，大家知道细胞免疫很热，这就是我做免疫的原因。我大概在2004年回国以后，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更集中在一些新生突发传染病方面，这几年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禽流感、MERS、SARS，还有去年以来发生的埃博拉，我主要是探讨为什么这些动物原形的病毒开始感染人，我自己的研究主要在这方面。现在也开始感兴趣一些东西，比如新生突发传染病形势这么严重，中国到底能为新生突发传染病做什么，这个牵扯到全球健康问题，这是当前我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谢谢高福院士。刚才高福院士提到了一些名词。大家在新闻里面，报纸里面都会经常看到的。一旦有什么大的传染病出现，后面很多防控工作都是高院士领导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高院士带了中国疾控中心的一个队伍在埃博拉爆发的时候，在西非的塞阿里昂住了两个月，当时自己发烧一个星期，在当时那个环境里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在中国近几年重大的传染病爆发时，他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谢谢高院长。

邵教授也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

邵一鸣：突发传染病爆发时发烧是非常不幸的，我记得当年非典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讲宁肯发疯也不要发烧，发烧就被关起来了。我是从读研究生开始，以前叫医学科学院，再之后转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开始从事艾滋病的研究，做了30多年，我们在早期国家缺医少药的时候，带领专家组协助国家建立起艾滋病的诊断网络，我们从几十个实验室发展到一万多个实验室，有规范的管理，从事每年上亿人次的检测。我们又把这个网络通过研究的手段发展成分子跟踪病毒的变异和传播，还有耐药，配合我们临床治疗的工作，早期发现，加以控制。

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我们的主线就是艾滋病疫苗，我们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进展得很好，已经把艾滋病从一个超级癌症、致死性最高的疾病变成了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可以控制的，但是我们预防还没有生物学有效的手段，就是这个疫苗。不仅是我们这一个研究组，还有国内的科学家，还有国际的科学家，大家都在努力，我们通过多年的努力推行，我们即将在十三五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另外跟美国科学家有合作，跟盖茨基金会也有合作。在习主席访美的时候，彭丽媛女士访问美国的一个癌症研究机构Fred Hutch Center，和我们就有合作，我还在那里向我们的领导进行了汇报。

为什么诺奖给了屠呦呦

主持人：谢谢邵一鸣教授，您有幸参加了彭丽媛女士的活动，她对艾滋病领域的国际合作也给予了极度的赞赏和肯定。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我没算错的话，您88年应该还不到30岁就在WHO（世界卫生组织）做了最年轻的艾滋病方面的顾问，包括后来在89年，那时候云南艾滋病爆发，您自己深入云南的边线有五年的时间，专门做一线的研究。现在算下来有30多年的工作，对中国艾滋病的防控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谢谢两位老师在流行病领域巨大的贡献。

今天咱们有幸坐在一起，当然一方面因为各位老师工作的领域也是基金会关心的领域，另外咱们的大挑战年会马上就在中国召开了。邵一鸣邵教授是我们中国大挑战年会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联系主席之一，另外一位联席主席是施一公教授，而高福院士是我们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委员。两位都为大挑战项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此我们非常感谢。

大挑战，我也介绍一下，虽然两位老师并不陌生，但是这是大挑战年会头一次到中国来。这是基金会2003年开始的一个项目，邵一鸣教授您知道这个项目，开始规模还不是很大，这么多年下来资助了2000多个项目，投入了10亿美金的科研经费，今年大挑战第二个十年的开始能在北京举行，我自己作为中国人，作为基金会在中国工作的负责人感到非常非常的振奋和荣幸。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今年10月5号，重大的新闻，中国的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其实在业内也有很多讨论，因为这个奖有点出人意料地给了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领域，我想听听两位老师对这个怎么看？高老师可不可以先讲一下。

高福：屠老师能获得这次诺贝尔奖，我想其实对世界，对中国人，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大家早就期盼了或者是大家早就预测到这个可能会得诺贝尔奖。咱们今天大家一起讨论大挑战，我想盖茨基金会的大挑战一直要鼓励全世界科研人员去探索一些创新性的想法。创新性的想法很重要，但是一定瞄准的是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健康问题。屠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屠老师60、70年代选一个课题的时候，当时很显然疟疾是非常厉害的，在中国，在东南亚，当然现在在非洲也非常严重。这属于社会需求的重大问题，而这类问题也是大挑战关注的问题。

课题的设计对科研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里面有好多基础科学没有回答的问题。比如，在已有的药物耐药的情况下能不能找到一个新药。这对屠老师和当时国家组织的523团队有很大的作用。屠老师最后找到了这个有效成份在青蒿里面，最后找到了它的结构，最后推广到临床，这类创新正是盖茨基金会大挑战项目所需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这个健康的社会不是中国的社会、美国的社会，我想诺贝尔奖能够给屠呦呦老师，这恐怕也是一个导向，这是一个典型的希望大家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人类健康问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人的问题，这是需要全世界人民一起来关注的问题。我个人确实是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邵一鸣教授。

邵一鸣：我也是在第一时间，在微信圈里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谈了一个观点。这确实是我们国家在建国初期采取举国体制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一个典范。我们知道两弹一星在我们国家立国、保证民族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在生物医学研究当中也有很多类似两弹一星的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青蒿素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我们科学院当年做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等等。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科学成果。当然我们过去看到诺贝尔奖科学奖更多的还是关注基本的科学发现。至于到一个药品，一个产品相对少一些。但是我们也看到前些年艾滋病毒的发现，还有宫颈癌疫苗等，也获得了奖励。

所以对于一些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诺贝尔基金会还是给予关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除了基础的科学问题之外，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应当得到关注，对这些科学家给予奖励。当然我们从中很多人也在引申，我们这些在生物医学领域了不起的成果的取得，当年采用的是举国大合作的课题体制，那是前30年的成果。而近30年更多地变成单个科学家、小团队出于兴趣的探索，面铺得比较广。大家也期待着这种研究模式也会有助于重大问题的解决。

高福：我想对邵一鸣老师说的前30年和后30年做一个小评论。过去我们看事是一个有组织的合作，后30年，大家其实还在合作。但可能是一个一个的课题，一个一个科学家在搞研究，其实科研合作和竞争，是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近30年，所谓的个体化设计的科研，实际上是大家走到一定程度自发的，其中还是有相当多的合作。竞争与合作一直都存在于科学领域，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竞争，更需要合作，二者之间谁都离不开谁。

主持人：这个合作可能不仅是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是流行病解决的问题是人类面对的非常棘手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不仅是咱们的学术领域或者是做基础研究或者是应用研究，还有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可能都需要一个更高层面的合作。

这对基金会的大挑战来说也是一个指导思想，希望通过这种模式能够让政府公共领域，和私营企业，以及科研领域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更多的合作。这个我想也听听两位的经验和意见，就是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是展望以后的这几十年，看看在这方面的进展会在哪儿？

邵一鸣：从大挑战当时的发起谈起。当年大挑战大致请了17位科学家，组成科学顾问委员会，我有幸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大挑战是仿照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在19世纪末提出的数学的一系列猜想，作为数学在20世纪发展的这100年的方向性的指导，包括哥德巴赫猜想，还有前几个月，我们国家有一个数学家解决了其中一个猜想当中的一部分问题。大挑战参照这个模式提出了在卫生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有哪些挑战，限制了我们人类健康的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这样一个计划，我觉得在我们新世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很多科学问题在前200年已经解决了很多了。容易解决的，就会比较快得到解决。我们看早期的诺贝尔奖经常是一位科学家得奖，后边的基本上都是三位。也就是说，剩下的科学问题越来越难，越来越有赖于科学家群体的合作。我们说不是低枝的果实了，而是高枝的果实，要大家一起合作，你站在别人的肩上背上才能获取。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为了激发起这样一个合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因为主要的先进技术是在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怎么样两个世界的科学家在一起从事研究工作，这就是大挑战的初衷。

所以说在第一次40几个项目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先生专门参加了顾问委员会的会议，我就提到这一点，他的初衷是让世界重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我说他的目的实现了。我说你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你搭了一个桥梁，使得两个世界的科学家在一起来工作，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

高福：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你现在想想，这就是所谓的有效的政府管理，有效的南南合作，现在我们很多公共卫生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加严峻。如果我们大家不能够联手去研究这些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问题，最后我们全人类都无法受益。

比如我们国家，大家想想SARS以后，包括我们后期在2009大流感的有效防控，整个政府的联防联控机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这个经验确实需要推广到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再次流行埃博拉的非洲地区，这也是中国政府包括我本人在非洲呆了两个月的目的，大家希望能把我们的经验传播到那边去。另一方面从传染病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最好我们能够做到预警预测。像邵一鸣教授讲的，果实差不多了，需要大家搭人梯摘上面的果子，这方面需要大家协作和合作。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大挑战的帮助，就可以在未来对非洲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预警预测，就像提出数学问题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要解决这种公共卫生的猜想需要哪些措施，需要哪些假说，需要什么人来参与，怎么组织，这一系列的问题，这里面蕴藏着宏观的科学问题，又需要微观的科学问题去支撑，这恐怕就是我们所谓的公共卫生的预警预测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公共卫生目前以大挑战项目为代表提出一些假设，这些假设通过科学研究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科技创新就得坐得住冷板凳

主持人：二位都说得很好，的确是这样的，在人类健康领域，其实问题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有不同体系上的科学问题，有小的科学问题，也有大的科学问题，有协作的问题，有体系的问题。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创新的作用。中国政府在流行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现在政府实施很大的举措重点投入的领域就是创新。现在我们中国的创新投入已经占到全球的15%左右，从投入的金额方面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最近出来的中国创新的排名大概在20位左右。两位一直从事科学事业，想听听两位对中国创新能力的看法，包括现状和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高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投入占到了15%，我们的创新能力也有新的排名，任何一个事物发展都有它的规律和时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目前我们整体来讲，可以拉出一个清单，证明创新能力是明显提高了。但毕竟我们跟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基础还是相对比较薄弱。我看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大家也在讨论似乎我们后30年的投资赶不上过去的投资，我觉得大家绝对不能这么想。因为以屠呦呦老师为代表的科学家获得的成果40年以后才拿到诺贝尔奖，我们现在这种投资是对基础能力的建设，相当重要，其实像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国的参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相应地各种创新创业的组织也非常好。像我们国家在干细胞，在传染病防控，我们今天讨论的公共卫生问题等领域，还有像细胞免疫治疗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国家在创新创业方面还是进展得相当厉害的。

您刚才说放眼未来，看看未来，经过30多年，再加上以前30多年的基础，以同一个老师为代表的基础，这个基础平台已经搭建好了。我个人很有信心。我觉得未来再有青年才俊的加盟，我们相信会有更大的成就。

邵一鸣：我同意高院士的观点。突破需要积累，西方的科学，拿诺贝尔奖来说，主要是美国科学家、欧洲科学家，当然早期主要是欧洲科学家，以后美国科学家变成为主了。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比如说亚洲的日本，我们的邻国，获奖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样一个过程，它是有积累的，比方说西方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整个研究的管理，还有从教育开始的创新性的教育体系，这是几百年发展的结果。再比如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建立它的国家科学体系，也已经150年了。而且日本有后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它的科技投入，在50年前就达到了并超过了我们今天才刚刚达到的2%的国民生产总值。

另外日本在2005年的时候，科技投入已经达到了GDP的3.4%，是全世界最高的，远高于欧美国家，再加上日本还注重一些科学体系的建立，比如说十多年前，让政府退出科研交由第三方进行客观的科学基金的审评。这些我们国家也都在跟进，我们的科研经费也已经超过了2%，已经到了全球第二。

我们今年政府有一个说法叫科技改革元年，我们也是把由政府退出科技基金的评审，站在监管的位置上，由第三方科学组织和机构来进行评审。这个发展方向是绝对正确的。大家确实需要一些时间的积累。但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如何能够改变现在追求SCI论文、晋升等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怎么样能够真正把它转移到真正激励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很重要的，日本有几个得诺贝尔奖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他们就是一门心思安安静静干自己的事，社会也不会干扰他们。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干感兴趣的工作。而在我们国家这种氛围下，当年陈景润先生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他还是能够坚持。但是我们现在不一定是政府要干预你，而是多元化的社会中各方面的诱惑太多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氛围，几十年全神贯注，否则就不可能你去把这个重大的科学难题给解决了。

高福：大家在网上看到了评论所谓的明星和屠老师的对比。就像邵一鸣老师说的，日本科学家和陈景润先生的默默无闻使他们能全神贯注搞科研。我有一个小评论。如果科技界都像明星一样天天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科学怎么发展呢？科学发展就是默默无闻，确确实实需要坐着冷板凳，一天到晚在那儿坐。你确实要做好多事，往往成千上万的失败结果，最后出一次成功结果。而明星们就应该搞得很热闹，假如说他们搞得不热闹，老百姓的生活能快乐吗？我们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这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我们要坐得住冷板凳，我们要踏踏实实做这些事情。这是我做的一个评论。

殊途同归的医者抉择

主持人：两位都选择了一定程度上讲是坐冷板凳的事业，没有成为明星，虽然有潜力。你们的科研经历都是经历了咱们国内过去20、30年发展的阶段，我知道像当时邵一鸣教授去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时候，出国那个时候都是少见的事情。高教授在英国有十年的经历，在美国有三年的经历，然后04年回国。我想听两位老师分别讲一讲，你们为什么走上这条路，而且一直不回头呢？

邵一鸣：当然跟我生长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我父母都是医学院的老师、教授。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母亲做临床，父亲做基础。从小我们的院子在医学院边上，会看到很多疾病还有人体的解剖。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个打开的小孩躺在一个冰凉的台子上，肚子打开了，里面什么颜色都有。以后又看到很多疾病的痛苦，父辈们在为之努力。77年有高考的一个机会，我就报考了医学院。在我们实习当中，其实我当时选的主要目标还是癌症。因为我当时在临床实习的时候，我管的一个病人是三岁的儿童，他得了白血病，我们没有药。就是看着他一天一天离死亡越来越近，手上起倒刺揪一下，全身都感染。没法儿控制，这个孩子非常懂事，他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孩子遭罪，离婚不管了。这个孩子就交待他的母亲要再找一个人，怎么生活之类的。我受到的冲击很大，就下决心要投身到科学研究当中，使得像癌症这种疾病未来能够有好的治疗的手段。我父亲又是研究病毒的，最后我选择了肿瘤病毒，肿瘤也有了，病毒也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们国家当时的科学家曾毅院士，我就选了他的专业[确认名字]。

无巧不成书，在我做肿瘤病毒研究的过程当中，艾滋病毒被发现了，出于国家的需要，我们原来肿瘤病毒的实验室就变成了国家的艾滋病的实验室。所以我的博士论文的前一部分是肿瘤病毒，后一部分是艾滋病毒，然后就一直专攻艾滋病了。

高福：我原来对邵一鸣老师的经历还真不知道，听他说完，今天真找了两个典型代表，我们俩是不一样的，家庭经历完全不一样。邵一鸣老师是子承父业，大学教授。我父母基本上没什么文化，也不是教授，我是自己走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但是经邵一鸣老师一讲，我们俩的经历其实也证明了一点，也是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就是人生是设计出来的，我不是大学教授家庭出身，但我想当教授，解决疾病的问题，也要学医。但是我印象很深，设计的时候，他是77年，我是79年考大学，大家都要考大学。我要设计一个路子，让自己考上大学，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在当地的科技报上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漫画，画的西红柿长在一棵大树上，基因工程可以对植物进行改造，解决温饱问题。然后又看了一头猪像大象一样大，我们还有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西红柿和猪，觉得温饱问题就能解决了。当时我就觉得生命科学挺好。

但是我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建筑工人，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报的是建筑相关的专业，但当时没被录取，我的故事很长，差点儿没上上大学，上了一个专科，最后还是考上了大学。我想强调一点，我不像他的经历，父母就是大夫，就是学医的。肿瘤病毒很清晰，我想学建筑没学上，我中学的时候看到过这个报纸的文章，走上了生物相关的道路，就把我们大学学过的专业，被逼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情况下，我又不能就此就放弃了，学习不好，你的专业没有对上，我就给自己规划。我大概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根据自己的专业觉得我可能将来可以从事卫生。

主持人：您的远见怎么来的呢？

高福：一个师兄跟我说，可能微生物跟你的专业更加接近。那个时候都是到图书馆借书，哪像现在拿出手机随便上网，不管是Google还是百度还是腾讯，随便上网去找，你能查到很多东西，那个时候去图书馆借书。我找到了我喜欢的微生物专业。现在想想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的现在从事的还是病毒工作。如果跟一些朋友们能够共享一些自己的体会，就是人生还是设计出来的。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规划，有一个设计。但是也不能说一条道走到黑，走到了死胡同了还不拐弯。要不断地进行人生的微调，调得不离你整体的大目标。

一诺你问我这个大问题，我的确自己一步一步走下来。我更感兴趣的是细胞免疫学。我是代表了典型的海归，我确实在英国呆了十年，美国呆了三年，加拿大还住了四个月，去了好多地方，一直在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做的工作进行微调。调完以后，根据自己走的每一步，对自己的心态进行调整。不断地适应，做一个很快乐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各位，做一个快乐的人。让自己享受快乐的人生，这一条更重要。

致“未来屠呦呦们”的两条建议

主持人：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两位老师的故事都是励志的故事。高院士是从农民的儿子到院士，邵一鸣教授从小追随父母的足迹，一直到现在，可能有设计，然后又有命运的安排最后成了艾滋病的首席专家。我想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跟刚才两位讲的非常有关。如果你们给年轻的科学家两条建议会是什么？

高福：如果给年轻的科研人员两条建议，第一条，还是刚才我讲的，一定要给自己规划好。第二点，一定要持之以恒，要坚守，要坚持，这两点是我给各位青年人的建议。

主持人：谢谢高院士，这也是您自己的成长历程。邵一鸣教授？

邵一鸣：我想可以结合我们的大挑战项目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在大家确立了目标以后，都想尽早地取得成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包括大挑战项目的发起人盖茨先生，他在我们第一期的最后一次顾问委员会会议时，给了一个评价，他说，除了第一个目的，即让世界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问题实现了之外，他说在解决从全球1000多个建议中提炼出来的14个大挑战方面，他认为目标没有实现。

因此他给的分是C，这在西方是很低的。他说也可能是C减，至多不过是C加。大家都比较沮丧，我发言的时候，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在艾滋病领域，我给他做过几次顾问，我说比尔，你很像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都比较谦虚。你投了5亿美元在一个项目上，结果你自己给了这么低的分，我也能理解。在软件行业，不要说五年不出成果，就算一年不出成果，公司都死掉了。但是卫生领域的挑战是上百年积累下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你一个计划就能解决的。他当时问我的建议，未来应该怎么做，我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问题，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但这不是你个人能应对的问题，这是整个世界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其科学界都有责任，我说你干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搭了一座桥梁，让两个世界的科学家能够在一起做工作，但是这个桥还太窄，因为45个项目当中只有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有中国科学家的参与。我说你应该把这个桥拓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资助，他觉得很好，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巴西的大挑战计划启动了，加拿大的也启动了，印度的也启动了。这次我听说你们跟中国的伙伴也有一些很好的谈判进展，来合作开展中国的大挑战项目。这样可以把两个世界的科学家之间的桥梁拓宽，让大家真正在一起来做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年轻人说，大家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恒心，就是高院士刚才提到的。比尔盖茨先生最初是很着急的，希望所有目标能尽快实现。实际上在大挑战项目的多年进程中，我观察他，他也慢慢理解了在这样一个领域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在去年庆祝十年的时候，我也被请回去跟他去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对台下上千人，而且已经70%都是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说，假如我们第一个大挑战项目当年得了一个满分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大家庭了。

我觉得这个大挑战年会到中国来，也是为我们中国青年科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这次中国的科学顾问委员会，这么多专家一起努力，还有和科技部合作，已经评选了50名中国的青年科学家代表，在会议期间进行报告分享，和世界科学家进行很好的交流。这是未来我们中国科学界的希望。

主持人：谢谢两位老师。

邵一鸣：要说第二点，除了一个是做科学必须要有兴趣，有兴趣是一定是你喜欢的，你真正喜欢这件事情。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选择，要想真正做出那种对科学进步，对人类健康有很重要贡献的，在卫生领域，可能有两条路，一个是你选择一个问题长时间去努力，你不要管能不能发SCI论文，能不能得奖，长期坚持。这条路是非常艰辛的。很多人可能不会去做。但是这条路的尽头一定是有回报的。还有一条路，大家都一样，那就是该发论文发论文，该报奖报奖，该晋升晋升，这是相对平坦的一条路。我几年前跟美国国务院的首席科学家有个谈话，他负责制定国家科技规划，他说他正在琢磨一个计划，很类似大挑战项目。他想要国家出一笔钱来买断3000个科学家十年的时间，来解决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因为这种机制在以前那个年代是有的，现在已经不太有了，他希望重组这个计划。我听着还是有一些感触的。他说你们生物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不像现在改变人们的生活的互联网、物理学、通信，还有雷达改变了战争的格局。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看顶级杂志，《科学》和《自然》杂志，哪个领域的论文最多，我说生物领域最多。我们科学家都去发论文去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你知道最后像屠呦呦老师这样重要的贡献是需要长时间努力的。你要想选择我说的第一条路，那你要尽早地启动。

主持人：选择这条路最终解决的是面临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刚才我觉得两位的讲话把我们大挑战项目的核心，从宗旨到多年的历史，还有以后的展望都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概括。我们几天之后的大挑战年会上见。

邵一鸣：谢谢。

高福：谢谢。

cao1976

牛人的对话啊，学习了

dalianmao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知道他们在大挑战年会里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