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演讲后 何江回应“是否回国工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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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毕业演讲后 何江回应“是否回国工作”等问题

来源：深读

原标题：何江背后是日渐突出的中国“海外力量”

哈佛大学第365次毕业典礼演讲首次迎来了一位中国学生代表，他就是何江。

何江是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的一户农民家中，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哈佛大学曾培育出8位美国总统、上百位诺贝尔奖得主。何江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梦”实现路径，尽管在几年前，他还在“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中挣扎。

何江对“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说，未来自己将用4年时间在麻省理工读博士后。如果到时候科研达到一定水平，会考虑回国工作。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吴俊东接受“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采访时称，哈佛中国学生不像大家印象中那样，只会读书不会交际。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明显。

对话何江

深读：站上哈佛毕业演讲舞台紧张吗？

何江：因为演讲当天有彩排，所以前一晚只睡了4个多小时，早上5点多就起了。其实上台前也特别紧张，开场两句陈述后，看到台下有人在笑、有人点头就觉得没事了。准备了这么久，还好没出错。前一晚妈妈还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紧张。其实家人比我还紧张。

深读：你是怎么被选中做毕业典礼演讲的？

何江：这次申请毕业典礼演讲，历经3轮选拔才正式入选。第一轮申请的时候，首先要提交相关科研成果和演讲稿件。我到哈佛后，很快进入科大师姐、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得主庄小威教授的实验室，从事高分辨显微镜研究流感如何侵入人体等工作，并做出一些成绩。

进入到二轮评选后，研究生竞争者只剩下10人左右，当时有10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坐在下面听我演讲，他们进行讨论。这个通过后，我进入了第三轮评选，并成为最后4名研究生竞选者中的胜出者。

深读：怎么确定“改变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这个主题的？

何江：选择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衡也是因为和同学聊天时的玩笑话，我们当时开玩笑想搞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怎么让更多的人受惠。我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得到灵感，就想讲一下科技知识怎么给大家带来好处。

哈佛是一个培养带头人的地方。毕业典礼其实更多是让学生思考毕业之后使命在哪儿的一种仪式性的存在，也会思考哈佛这些年的教育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我讲科技知识不均衡，肯定是我基于理科生的一些思考。去讲这么宏大一个话题，不可能空洞地谈，必须有一些自己的切身经历在里面，很多农村生活的回忆给了我灵感。

深读：农村背景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何江：因为从农村出来，你可用的资源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靠自己的努力要多很多，但是我不认为这能完全限制一个人。

一个人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当你真正清楚自己以后能干什么，很多事便会变得信心满满或者说有备而来。抓住机会认清自己，下一步就会顺利很多。

深读：从你在哈佛的经历来看，东西方教育有何差别？

何江：东西方差别在课堂上比较容易体现。中国的课堂，老师更多的是一个权威的存在，学生在下面被动听的比较多。美国这边就是鼓励大家参与非常多，鼓励你去尝试，老师也不批评一些幼稚想法。这种差别其实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深读：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或瓶颈是什么？

何江：从乡下到县城读高中，蹩脚的“农村英语”曾经让我不自信，我就买英文版小说硬啃；到了哈佛，校园满是“牛人”，整个头一年都不自信，但第二年，我就报名当本科生辅导员，最后一年，搬入本科生宿舍，与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

这期间，我做过许多被称作“破冰”的尝试。比如，一桌西方学生正吃饭热聊，英语还不那么“顺溜儿”我也坐过去加入谈话。受挫是经常的，但硬着头皮不断尝试，渐渐的，结交了不少朋友，英文也越来越好。

深读：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建议你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你怎么想？何江：他的意思是我的经历走过了很多不同的阶层，有农村的、城镇的、城市的，再到国际的，浓缩了中国发展的脚步。

深读：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将学习四年。相比哈佛，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已经更加偏向实际应用了。比如用组织工程的方法体外培养肝脏，然后用它模拟疾病，做一些癌症的早期检测。我希望能做一些转化，所以研究方向上转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科学上面，希望能更多的造福人类。

深读： 将来会回国工作吗？

何江：其实从200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回国，但是这种回去很多时候还得看你的研究水平，如果你研究不顺利的话，你可能还回不去。如果到时候我的生物研究到了一定水平，然后国内还有合适机会，肯定会考虑回国。

吴俊东，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之前，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的他曾在网上发起“99块和我一起念哈佛！”众筹，引起广泛关注。他希望通过分享自己在哈佛的见闻和学习，来换取陌生人的资金支持。

深读：能讲讲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的表现吗？

吴俊东：中国学生在哈佛的状态我确实没办法代表别人，只能说自己的一些观察。整体目前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表现也越来越好，中国同学之间也挺团结。

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一些出色人群中，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

哈佛中国学生确实也不是之前大家印象中那样，只会读书成绩很好,最近很多新生做介绍，绝大多数人都有很有意思的经历，比如支教或者有意思的旅行等。

之前听说过很多关于中国学生的传闻，比如说中国学生在学校不太说话、或者并不是特别积极、只会学习不会交际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我所见，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多，很多中国学生做了很有意思的事，整体都在慢慢的改善。

深读：你和何江是怎么认识的？

吴俊东：我们共同参加一个“哈佛中国教育论坛”的活动。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师兄很朴实，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聊了几句。

之后我受国内一个教育媒体委托前去采访何江，才和师兄进行一次比较深入的交流。

他人非常随和、率真，跟我们聊天过程中也没有架子。之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和我聊一些他的发明和理论研究。

我给他发微信他总会第一时间回复，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在喜欢的事情上这种执着的精神，他从高中开始对生物非常感兴趣，之后大学到博士阶段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深读：哈佛选中中国学生做毕业演讲，你怎么看？

吴俊东：何江作为“第一人”这件事，确实觉得很为中国学生长志气。但是其实在哈佛还有很多厉害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做出很多杰出的成就。只是可能并不是很容易获得媒体的报道或者公众的感知。何江作为这样一个代表，会让大家慢慢意识到，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明显。

深读：有网友质疑“等了三百多年才有第一人”是否受到区别对待？

吴俊东：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一概而论，很多情况的产生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学科，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属性。比如理工科相对来说，基本上竞争就比较公平。因为大家语言上的障碍比较少。但像人文学科可能有一些语言上障碍。毕竟英语不是我们的母语，中国学生在竞争时可能有些劣势。

亚裔学生确实有时候没有办法特别融入环境，但是哈佛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学校，现在这种情况也在逐渐好转，越来越多的亚裔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提高。

深读：你觉得何江被选中的原因是什么？

吴俊东：假如我是评审，我选他的原因很可能包括，他确实在生物领域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

此外，哈佛特别注重多元化，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有何江这样的亚裔学生，也有非洲的学生代表。哈佛的整个人文情怀和社会情怀，决定了它在选择上会比较注重这种有特殊人生经历的学生。

深读：何江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吴俊东：对他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随时都在笑。这种乐观的心态，应该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在为人处事当中他也很随和，之前采访的时候，他一见扛着厚重机器的摄影师就非常关心，我觉得他的为人处世有种天生的随和感。

大陆学生首登哈佛毕业演讲台，他讲了啥？

来源：文化课

5月26日10点（美国东部时间），中国科大毕业生何江（中国科大0508郭沫若奖获得者）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国大陆学子。27日上午10点（北京时间），何江接受了中国科大波士顿校友会与新创基金会的祝贺与视频采访。刚刚结束毕业典礼的何江气色不错，略有疲惫。何江承认“确实有些累，昨晚只睡了四个小时”。 回顾今日的成功演讲，何江表示：开口第一句话前有些紧张，发现大家笑了我就放松下来了。

何江感恩父母的帮助，父母未能赶到现场，但已看到他演讲的照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何江的哈佛导师庄小威（中国科大87少年班校友）特地赶到毕业典礼现场，见证何江的演讲，“她很高兴”。

何江和导师庄小威（左） 本文图片均由波士顿校友会邹思睿（0303，哈佛大学博士）提供

想在学术界站稳

何江即将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消息传开之后，科大校友通过波士顿校友会和新创基金会转达两个提议：1）希望何江在演讲稿中提及中国科大；2）去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科大的名望。

27日接受采访时，何江笑说“其实在消息宣布时，稿件已经过多轮修改定稿了。（芒果台找你了么？）芒果台没找，但确实有真人秀节目找过来。 我感觉自己不太适合”。

无论演讲内容如何，何江已为母校中国科技大学的知名度做出巨大贡献。

何江保持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介绍未来规划说：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MIT工程方向非常强。“我还是希望在学术界能站稳，当然也希望成果能有实际的应用和转化”。

保持好奇心，勤于探索：寄语青年学子

何江在美国的经历无疑对中国科大初到美国的青年学子是巨大激励。当被问及：对于那些即将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科大学子，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可分享时。何江非常诚恳：“出国留学对于任何人是非常棒的人生经历。身处异国他乡，会逼迫我们独立自主。在求学过程中，发现自我的潜力（Knowing Yourself）很重要。我的留学经历也是不断发现自我的历程——寻找、追求心中最喜欢的。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面对新的资源，要善于利用。我在哈佛大学，发现了很多文科、非学术的资源，学习着去充分利用。要保持好奇心，勇于尝试。探索那些过去未曾意识到的潜力，正如这次演讲，我起初未曾想到能被选上。”

美东时间5月26日10点前后，何江在众人瞩目中登上毕业典礼演讲台。哈佛大学将他的演讲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同台演讲的还有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之后，何江博士向曾资助他的新创校友基金会发来了中英文演讲稿（附后）。

【何江演讲全文（中英文）】

蜘蛛咬伤轶事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一只毒蜘蛛咬伤了我的右手。我问我妈妈该怎么处理——我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她而是决定用火疗的方法治疗我的伤口。

她在我的手上包了好几层棉花，棉花上喷撒了白酒，在我的嘴里放了一双筷子，然后打火点燃了棉花。热量逐渐渗透过棉花，开始炙烤我的右手。灼烧的疼痛让我忍不住想喊叫，可嘴里的筷子却让我发不出声来。我只能看着我的手被火烧着，一分钟，两分钟，直到妈妈熄灭了火苗。

你看，我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在那个时候，我的村庄还是一个类似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村落。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村子里面没有汽车，没有电话，没有电，甚至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自然不能轻易的获得先进的现代医疗资源。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医生可以来帮我处理蜘蛛咬伤的伤口。

在座的如果有生物背景的人，你们或许已经理解到了我妈妈使用的这个简单的治疗手段的基本原理：高热可以让蛋白质变性，而蜘蛛的毒液也是一种蛋白质。这样一种传统的土方法实际上有它一定的理论依据，想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作为哈佛大学生物化学的博士，我现在知道在我初中那个时候，已经有更好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也没有那么有风险的治疗方法了。于是我便忍不住会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当时没有能够享用到这些更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呢？

蜘蛛咬伤的事故已经过去大概十五年了。我非常高兴的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我的手还是完好的。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停在我的脑海中，而我也时不时会因为先进科技知识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不平等分布而困扰。现如今，我们人类已经学会怎么进行人类基因编辑了，也研究清楚了很多个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利用一束光来控制我们大脑内神经元的活动。每年生物医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突破和进步---其中有不少令人振奋，也极具革命颠覆性的成果。然而，尽管我们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的建树，在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时做的差强人意。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有12%的人口每天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2美元。营养不良每年导致三百万儿童死亡。将近3亿人口仍然受到疟疾的干扰。在世界各地，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由贫穷，疾病和自然匮乏导致的科学知识传播的受阻。现代社会里习以为常的那些救生常识经常在这些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未能普及。于是，在世界上仍有很多地区，人们只能依赖于用火疗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理蜘蛛咬伤事故。

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有切身体会到先进的科技知识能够既简单又深远的帮助到社会上很多的人。本世纪初的时候，禽流感在亚洲多个国家肆虐。那个时候，村庄里的农民听到禽流感就像听到恶魔施咒一样，对其特别的恐惧。乡村的土医疗方法对这样一个疾病也是束手无策。

农民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并不懂得流感比普通感冒可能更加致命。而且，大部分人对于科学家所发现的流感病毒能够跨不同物种传播这一事实并不清楚。

于是，在我意识到这些知识背景，及简单的将受感染的不同物种隔离开来以减缓疾病传播，并决定将这些知识传递到我的村庄时，我的心里第一次有了一种作为未来科学家的使命感。但这种使命感不只停在知识层面，它也是我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我自我理解的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

哈佛的教育教会我们学生敢于拥有自己的梦想，勇于立志改变世界。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毕业生都会畅想我们未来的伟大征程和冒险。对我而言，我在此刻不可避免的还会想到我的家乡。我成长的经历教会了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积极的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的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场所，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

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努力吗？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的社会强调科学和创新。但我们社会同样需要注意的一个重心是分配知识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地方。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大突破。改变世界可以非常简单。它可以简单得变成作为世界不同地区的沟通者，并找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将知识传递给像我母亲或农民这样的群体。同时，改变世界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更清醒的认识到科技知识的更加均衡的分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也能够一起奋斗将此目标变成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或许，将来有一天，一个在农村被毒蜘蛛咬伤的少年或许不用火疗这样粗暴的方法来治疗伤口，而是去看医生得到更为先进的医疗护理。

The Spider’s Bite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a poisonous spider bit my right hand. I ranto my mom for help—but instead of taking me to a doctor, my mom set my hand onfire.

After wrapping my hand with several layers of cotton, then soaking it in wine,she put a chopstick into my mouth, and ignited the cotton. Heat quicklypenetrated the cotton and began to roast my hand. The searing pain made me wantto scream, but the chopstick prevented it. All I could do was watch my handburn - one minute, then two minutes –until mom put out the fire.

You see, the part of China I grew up in was a rural village, and at thattime pre-industrial. When I was born, my village had no cars, no telephones, noelectricity, not even running water. And we certainly didn’t have access tomodern medical resources. There was no doctor my mother could bring me to seeabout my spider bite.

For those who study biology, you may have grasped the science behind my mom’scure: heat deactivates proteins, and a spider’s venom is simply a form ofprotein. It’s cool how that folk remedy actually incorporates basicbiochemistry, isn’t it? But I am a PhD student in biochemistry at Harvard, Inow know that better, less painful and less risky treatments existed. So I can’thelp but ask myself, why I didn’t receive one at the time?

Fifteen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at incident. I am happy to report thatmy hand is fine. But this question lingers, and I continue to be troubled by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world. We havelearned to edit the human genome and unlock many secrets of how cancerprogresses. We can manipulate neuronal activity literally with the switch of alight. Each year brings more advances in biomedical research-exciting,transformative accomplishments. Yet, despite the knowledge we have amassed, wehaven’t been so successful in deploying it to where it’s needed most. Accordingto the World Bank, twelve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lives on less than$2 a day. Malnutrition kills more than 3 million children annually. Threehundred million people are afflicted by malaria globally. All over the world,we constantly see these problems of poverty, illness, and lack of resourcesimpeding the flow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Lifesaving knowledge we take forgranted in the modern world is often unavailable in these underdeveloped regions. And in far too many places, people are stillessentially trying to cure a spider bite with fire.

While studying at Harvard, I saw how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help othersin simple, yet profound ways. The bird flu pandemic in the 2000s looked to myvillage like a spell cast by demons. Our folk medicine didn’t even havehalf-measures to offer. What’s more, farmers didn’t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common cold and flu; they didn’t understand that the flu was much more lethalthan the common cold. Most people were also unaware that the virus couldtransmit across different species.

So when I realized that simple hygiene practices like separatingdifferent animal species could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that Icould help make this knowledge available to my village, that was my first “Aha”moment as a budding scientist. But it was more than that: it was also a vitalinflection point in my own ethical development, my own self-understanding as a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Harvard dares us to dreambig, to aspire to change the world. Here on this Commencement Day, we areprobably thinking of grand destinations and big adventures that await us. Asfor me, I am also thinking of the farmers in my village. My experience herereminds me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researchers to communicate our knowledge to thosewho need it. Because by using the science we already have, we could probablybring my village and thousands like it into the world you and I take forgranted every day. And that’s an impact every one of us can make!

But the question is, will we make the effort or not?

More than ever before, oursociety emphasizes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ut an equally important emphasisshould be on distributing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where it’s needed. Changingthe world doesn’t mean that everyone has to find the next big thing. It can beas simple as becoming better communicators, and finding more creative ways topass on the knowledge we have to people like my mom and the farmers in theirlocal community. Our society also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equal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s a pivotal step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work tobring this into reality.

And if we do that, then perhaps a teenager in rural China who is bittenby a spider will not have to burn his hand, but will know to seek a doctorinstead.

附：何江简介

出生于1988年，2005年从湖南省宁乡县一中进入中国科大生命学院学习，2009年荣获新中国第一奖学金、中国科大本科生最高荣誉奖郭沫若奖（由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资助）。

何江进入哈佛大学分子细胞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在导师庄小威教授实验室进行生物光学和超高分辨显微成像在病毒学和神经学中的应用和研究。2015年博士毕业，现于麻省理工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研究内容为组织工程，3D打印人体肝脏的应用，癌症早期检测。生物技术行业广大的发展空间让他决定留在该领域。

在哈佛读博期间，他在eLife, PNAS, Plos Pathogens, Nature Methods等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9篇，文章引用数量超过500次。同时担任Nano Letters,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等10多个杂志审稿人。另外，在哈佛商学院教授引荐下，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乡村的传记体性质的英文书，书稿目前已被欧洲最大publishing agency接收，计划于欧洲美国中国发表。

5月26日，以优秀毕业生身份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这是哈佛学生在校内的最高荣誉，何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本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校友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使用。）